第168章 民主生活会（二）

对沙瑞金的批评，很多刚开始都是明贬暗褒。但是沙瑞金不愿意，他表示要提升强度。

这是对这次民主生活会定下基调。

这次就是要来点真实的，是要批判某个人的。

所以才有了田国富的发言。

建个篮球场，这种事情算什么？田国富上纲上线，看似凌厉，但其实毫无伤害。

祁同伟也配合着谈了一下沙瑞金的不良习惯，其实也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他也没打算这个时候进行冲锋。

至于李达康，虽然狼狈，但是对于他的问题来说，其实已经算是轻松的了。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沙瑞金态度的情况，不然肯定会更加凶险。

现在轮到高育良了，高育良推了推眼镜，笑了：“刚听完沙书记和达康书记的发言，我很受启发，对自我的认知又更深刻了一些。我申请最后一个发言吧，不然我怕其他同志在我后面不好开口。”

说完他扫视了一眼会场，然后看向沙瑞金：“不知道沙书记能不能批准？”

沙瑞金也笑：“那好，有认知是好事啊。就育良同志收尾吧。”

所有人都知道，会议的重心在哪里了。虽然早有猜测，但是这时候确定了，总归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于是纷纷踊跃发言，对自己的批评深刻全面，对他人的批评辛辣入骨，但仔细思索，内核里面确实是高度克制的。

还是一团花团锦簇的官样文章罢了。

比如，批评刘长生不管事，却不敢用懒政这样的字眼，只敢说很多事情想向刘省长汇报，却被拒绝。刘长生自然是深刻检讨，然后自陈精力不足，说很多事情已经移交给祁同伟副省长审批了，不会耽误事情。

还有，批评祁同伟。祁同伟一个刚调来不到三个月，一直勤勤恳恳在省府工作，还不喜欢打篮球，只是早上起来跑个步，也没有人给他修个跑道。批评他什么呢？还是有角度的，有人批评他孤芳自赏，和下面干部的链接不够深厚，很多干部都是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祁同伟也是虚心接受，然后说会多去各个厅局调研，多开座谈会。

其余等等，大多是这样。

这段时间，会议气氛很是热烈，但是高育良一直没有发言。沙瑞金主持会议，不断点人发言，也从来没有点到高育良的头上。

终于，最后一个——田国富发言了，下一个就高育良了。

田国富本以为也是走走过场，没想到祁同伟却骤然发难。

“田书记，我觉得你这段时间有点不务正业了。你身为纪委书记，却一直操着组织部长的心，一直在干部人事任命上下功夫。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省委副书记呢？你多次在各个会议上说汉东的政治生态有问题，但是你到汉东这么长时间，不说副部级的干部，怎么一个正厅的贪官都没有抓过？汉东的政治生态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怎么纪委一点动作没有？这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值得让人深思啊。”

田国富有点微微愣住，他没有想到还会有这一出：“祁省长是在将我的军啊。我们手上确实有一些线索，但是证据还不够固定，我们内部也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请祁省长拭目以待。”

这时候一旁的刘长生突然插口：“纪委的工作效率也有待提高啊。都这么长时间还在酝酿，是不是人手不够啊？刚还从检察院调了人过去。要是人手不够，可以明年省考多招几个人，可以跟组织部吴部长提嘛。”

祁同伟一旁补充：“哪用和吴部长提，田书记自己就干了部分组织工作了嘛。”

吴春林对田国富的越权行为也有意见，佯装惊讶：“纪委真的人手不够嘛？没听田书记说过啊。明年省考来不及了，可以先从其他单位借调啊。”

田国富正准备大展拳脚，突然自己成了众矢之的。但他也不是易于之辈，他一瞬间就分清了敌我对立。

祁同伟是知道马上要对高育良动手，作为高育良的弟子，他没法向始作俑者沙瑞金下手，只能拿自己出气。

刘长生是因为侯亮平的迁怒。

吴春林是因为工作上的怨气。

田国富知道，和吴春林、祁同伟的矛盾是现在无法解决的，但是刘长生的问题确实可以解释的。

于是他开口说：“纪委这段时间确实工作效率不高，这主要是因为现在巡视组在汉东，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配合。你们可不知道，巡视组有个女的副主任，年纪轻轻，做事却极其老练，提的要求刁钻，我们也是疲于应付啊。”

刘长生没提侯亮平，田国富没提钟小艾，但互相却心照不宣地进行了-次交流。

田国富表示，调侯亮平来纪委，不是我的主意，是钟家的动作。加上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分手费”言论，田国富的话，可以说是对“分手费”进行了一次背书。

另外，田国富继续说道：“我们之前也有了目标，但是现在巡视组在汉东，也要考虑影响。这时候汉东出了大案，万一造成了恶劣影响，巡视组的报告怎么写？我们省委不就被动了吗？”

解释完了，田国富继续自我批评，毕竟是民主生活会，哪能别人一批评你就反驳：“不过刘省长和祁省长的批评我虚心接受。这段时间我工作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会深刻反思，积极改正。”

沙瑞金点头，然后开口结束了话题：“纪委这段时间确实比较忙，但是在座的各位哪个手上不是一堆事情？忙不是理由，更不是借口。国富同志，你要好好反思。”

田国富：“好的，沙书记。”

沙瑞金环顾一周，问：“还有哪位同志要发言？”

没有人应声。

田国富说：“沙书记，只剩下育良书记了。”

沙瑞金仿佛刚想起来似的，点了点头，看向一直安静坐着的高育良：“育良同志，那该你了。”

高育良放下手中的笔，抬起头，脸上带着一贯的儒雅笑容。他推了推眼镜，那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在座的每个人都见过无数次——常委会上，汇报工作时，接受批评时，都是这个动作。

但这一次，似乎有些不一样。

“好的，沙书记。”高育良的声音很平稳，像平时一样。

他翻开面前的笔记本，看了一眼，又合上了。然后他抬起头，目光从在座的每一位常委脸上扫过，最后落在沙瑞金身上。

“刚才听了沙书记和达康书记的发言，还有各位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很受启发。”他说，“所以我才申请最后一个发言。我想在前面同志们的发言基础上，对自己做一个更深入的剖析。”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沉缓。

“我今年六十二了。从大学毕业算起，在体制内已经工作了整整四十年。前二十年是在汉东大学，教书育人，做学问；后二十年是从政，从吕州市政法委书记，到吕州市委书记，到省政法委书记，到省委副书记。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这四十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见证了汉东的变化。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也会回想自己这一路走来，到底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有没有辜负组织的培养，有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想对自己做一个剖析。可能有不到位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组织语言。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我的性格。”

“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从小读书，后来留校任教，再后来走上仕途。这条路，说好听点，是学而优则仕；说直白点，是一个知识分子被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推着走的过程。”

“知识分子有什么特点？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或者说，过于理性。凡事讲逻辑，讲道理，讲规矩。这本是优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也会变成缺点。”

“比如，遇到矛盾和冲突，我本能地想去调和，想去平衡，想去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本身没有错，但有时候，调和多了，就会显得缺乏原则；平衡多了，就会显得立场模糊；寻找共识多了，就会让人觉得你这个人，不敢碰硬，不敢担当。”

他看了一眼李达康，语气里带着一丝自嘲：“达康书记跟我共事过，他最清楚。我在吕州的时候，有时候下面的人闹矛盾，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找双方谈话，做工作，争取和解。达康书记那时候就说我，太软了。”

李达康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这种性格，有时候是好事，能团结人，能化解矛盾。但有时候也是坏事，特别是在一些需要果断决策的时候，我可能会犹豫，可能会想太多，反而错过了最佳时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的经历。”

“我前二十年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是什么地方？是象牙塔。虽然也接触社会，但总体上，环境相对单纯。后来从政，进入地方，进入官场，才真正见识到什么叫复杂，什么叫博弈。”

“从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进入一个相对复杂的环境，这个过程，我用了很长时间去适应。有些同志可能觉得我老谋深算，其实不是，我只是比别人多想了几个回合而已。因为我从学校里带出来的习惯，就是凡事多想几步，多问几个为什么。”

“但这种习惯，和我刚才说的性格一起，有时候就会变成问题。想得太多，就容易犹豫；问得太多，就容易显得不够果断。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时候，我可能没有达康书记那么雷厉风行，也没有同伟同志那么敢作敢为。”

祁同伟在旁边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高育良继续说：“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我的‘软弱性’。”

这个提法，让在座的人都微微动了一下。

“我刚才说了，我性格里有调和、平衡的一面。这本是知识分子的特点，但从政之后，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软弱。或者说，这归属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说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比如，有些事明明应该坚持原则，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我可能会选择妥协。有些话明明应该说清楚，但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我可能会说得委婉一些。有些人明明应该严肃处理，但考虑到他的背景、他的前途，我可能会心软。”

“这种软弱，在和平时期可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就会变成致命伤。”

高育良继续说：“就比如说，上次沙书记说的吕州月牙湖美食城。”

会议室里的气氛，微妙地紧了一下。

终于来了。

现在省里流传最多的两个热点，一个是侯亮平的分手费事件，另一个就是这个美食城。

刚才分手费已经被隐晦提过了，现在美食城也逃不掉。

高育良的语气变得更加沉缓：“美食城这个项目，是我在吕州工作期间批准的。这些年，因为污染问题，老百姓意见很大，省委也多次提出批评。作为当初的决策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回忆。

“当时的情况，我今天想多说几句。不是为了推脱责任，而是为了让同志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个决策背后，到底有多少因素在起作用。”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不久，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吕州作为汉东第二大经济体，自然要带头。美食城这个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当时赵立春同志还在汉东，他对这个项目很重视，多次过问。赵瑞龙同志作为投资方，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从当时的条件看，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发展方向——投资大，带动就业多，还能促进旅游业发展。”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复杂起来。

“但今天回头看，我当时确实有‘唯上’的思想。赵立春同志重视，我就觉得应该支持；上面有要求，我就觉得应该落实。加上当时对环保问题的认识确实不到位，对项目的长远影响考虑不够，最终做出了那个决策。”

“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吧。但说到底，还是我自己的问题——太相信上级的判断，太依赖投资方的承诺，太急于求成，对可能产生的问题预判不足。”

他抬起头，看着在座的常委们。

“这些年，美食城的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老百姓反映越来越强烈，我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心里都不好受。因为我知道，这个项目的批准文件上，签的是我的名字。”

“我后来想过，如果当时我能多做一些调研，多听一些不同意见，多考虑一下长远影响，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但历史没有如果，做错了就是做错了。这个责任，我认。我会向省委和zhong央做检讨。”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沙瑞金看着他，好一会儿才开口：“育良同志说得很诚恳，自我批评也深刻。让我们为他鼓一下掌吧。”

会议室内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停下来，沙瑞金继续开口：“我听完很受启发。但是育良同志，我觉得吧，既然做自我剖析，就不要有所保留。”

高育良看向沙瑞金：“沙书记，这话怎么说？”

沙瑞金也看着高育良：“育良同志，《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著作，我在党校也学习过。”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你谈了，依附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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