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因秦始皇嬴政一道针对刘邦和萧何的命令，君臣各怀心思。
显然都在消化这命令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同时也在心中暗自祈祷，可千万不要有这个人啊。
而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其他时空的人也无从知晓，天幕也按照其既定的节奏，缓缓推进着解析。
这一次，天幕直接展示了《红楼梦》第十一回中的一段原文：
【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
“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李世民轻声念出这句话，眉头微蹙，“冬至节气，在十一月末？这似乎……不太常见。”
杜如晦捋须沉吟：“陛下，历朝历法不同，冬至日期确有浮动。然固定在十一月三十日，确属罕见。天幕特意将此句标红，必有深意。”
房玄龄眼中精光一闪：“莫非……天幕是想让我们去查证，在明末到清初的这段时间里，究竟有哪一年的冬至，恰好是十一月三十日？若能确定具体年份，便可与书中情节，乃至作者生平相互印证！”
“不错！”魏征也反应过来，“若此日期是作者有意为之，那这一年便是创作背景年份，或者是作者记忆深处某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万界之中，精通历算之人此刻都纷纷行动起来。
然而他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难题。
天幕先前提及明朝建立于公元1368年，但这个“公元”纪年法，并非他们熟悉的任何一种纪年方式。
“这公元……究竟是何历法？从何年起算？”赵匡胤看向赵普，赵普也是一脸茫然，其他时空的帝王学者，同样面面相觑。
就在众人困惑之际，明朝洪武年间，李善长再次站了出来。
“陛下，汉章帝刘炟于元和二年正式颁行干支纪年法，以当年为乙酉年。”
他目光扫过众人，见大家都凝神倾听，继续道：“天幕又曾透露，我大明洪武元年，对应公元1368年。我等虽不知公元具体算法，但若以干支纪年法为尺，从元和二年乙酉年算起，到我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年，其间经过了多少轮甲子循环，便可大致推算出时间跨度！”
刘伯温立刻明白了李善长的思路，接口道：“善长公所言甚是！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只需知晓如今已经过了多少干支轮次，乘以六十，再加上本轮次的干支排名，便可知经过了多少年，又知洪武元年是公元1368年，便可逆向推算出，元和二年乙酉年大约对应公元多少年！”
“正是此理！”李善长点头，“而后，再以干支纪年为纽带，便可推算出崇祯年间乃至乾隆年间对应的干支年份，进而结合历法，推算冬至日期！”
这个思路相当于在“公元”这个陌生的纪年体系和他们熟悉的“干支纪年”之间建立起了全新的联系。
“而我大明建国，距离汉章帝的元和二年，已经历了二十一轮干支循环，洪武元年乃第二十二轮的戊申之年。”
万界之中，许多精通术数历法之人闻言，都是精神一振，立刻开始在心中或纸上演算起来。
然而即便如此，要精确计算出明末清初特定年份的冬至日期，仍需要极其复杂的历法知识和庞大的计算量。
好在天幕并不打算让万界观众陷入繁琐的历法推算中，就在众人开始根据干支轮回和已知的洪武元年进行大致推算，试图框定自家朝代是那公元几几年时，天幕已经直接给出了答案。
【在明清时期的历法中，“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日期组合。
而在整个明清时期，仅有以下三个年份，其冬至节气恰好落在农历十一月三十日：
1、明思宗崇祯四年，辛未年，对应公元1631年12月22日。
2、明思宗崇祯十五年，壬午年，对应公元1642年12月21日。
3、清仁宗嘉庆十八年，癸酉年，对应公元1813年12月22日。】
答案直接被列了出来。
只有三个年份！
【而嘉庆十八年，距离许多红学研究者所主张的“甲戌本”批语中提及的“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九年。】
“五十九年？！”有人惊呼出声。
“也就是说，若那所谓的甲戌本当真成书于乾隆十九年，那么书中所写的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在作者落笔之时，还是一个尚未来临的五十九年之后的日子？！”
“这怎么可能？！”
“除非那作者有未卜先知之能，提前六十年预测到了嘉庆朝的冬至日期！”
“荒谬！绝不可能！”
弹幕再次炸开了锅。
【南朝·祖冲之：老夫不才，恰对天文历算略知一二。观此“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之期，精准至日，绝非偶然。老夫所制《大明历》，已虑及岁差，测得回归年长约“三百六十五又一万分之二千四百二十八（365.2428天）”】
此弹幕一出，万界之中，但凡对历法有所了解之人，皆是心头一震！
【南朝·祖冲之：然，即便计及岁差，力求精准，历法推演，年代愈远，误差便会越大，若是想要推算一甲子后之节气具体日期，纵是当今最精之历，亦难免有一两日的偏差。
更何况节气交接时刻本就微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六十年前推算六十年后之冬至恰为十一月三十日，且能精准无误，此非人力所能为。】
祖冲之作为顶尖的历算大家，明确指出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最终结果很大可能会相差一两天。而“十一月三十日”与“十二月初一”，在历法上便是截然不同的两天。
这已经不是可能性高低的问题，而是在当时的历法水平下根本不可能！
如果《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十九年，作者却在书中明确写下了“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而这个冬至日实际出现在五十九年后的嘉庆十八年，那就意味着作者在1754年就预知了1813年的精准节气。
这显然违背了历法推演的基本规律。
紧随其后，更多精通天文历法的历代大家，也纷纷发言，从各自时代的历法精度角度，印证了祖冲之的观点。
这些在各自时代站在历法顶峰的人物，观点出奇地一致：以当时的历法水平，跨越近六十年精确预测节气具体日期，风险极高，几乎不可能用于文学创作中如此笃定的标记。
他们的发言，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据，却是最强有力的旁证，从历法科学的角度，几乎彻底封死了“乾隆成书说”在“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这个问题上的可能性。
既然乾隆年间的作者不可能精确预知或选用嘉庆十八年的冬至日期，那么剩下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作者使用的这个日期，不是来自对未来的预测，而是来自对过去的记忆或记录。
而这个“过去”，结合之前天幕给出的三个选项，答案几乎呼之欲出——只能是明末的崇祯四年或崇祯十五年！
所以这部书的创作年代，根本不在所谓的“乾隆朝”！
那“甲戌本”的“甲戌”，也绝不是乾隆十九年的甲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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