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知青们
粤省，江门市邻郊，白沙公社。
清晨的雾气还没散透，田埂上的草叶挂着一层露水，踩上去会打滑。
陈国富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从公社大院出来，车后座绑着一个深蓝色的公文包，包口露出一角红头文件。
路过打谷场的时候，几个正在晒谷的社员直起腰来看着他，有人喊了一声：“陈干部，今天又去开什么会？”
陈国富没有停下来，只回头摆了摆手：“晚上再跟你们说。”
傍晚收工的时候，公社大喇叭响了。
先是一段刺耳的电流声，接着是陈国富的声音，带着当地口音的普通话，不高不低，像在念一份已经背过的稿子：
“各生产队注意，各生产队注意。接市里通知，港商将在本县投资建厂，生产电子配件。厂房选址在大冲村北边那块空地，下个月动工。有意向报名的，明天起到公社领表。”
打谷场上安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
有人把手里的草叉往地上一插，声音大得盖过了旁边的议论：“港商？什么港商？是咱们这边的还是那边的？”
旁边的人推了他一下：“这还用问？香江的。谁还能从别的地方来？”
第一个人皱着眉头：“香江来的？那不就是资本家？资本家来咱们这儿建厂？”
他看了一眼陈国富的方向，声音低了些：“公社干部怎么会同意这种事？”
第二天的报名点设在公社大院东侧的一间平房里，门口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招工报名处”五个字，墨迹还没干透。
负责登记的是公社文书老周，四十多岁，戴着老花镜，面前放着一摞表格，旁边搁着一支钢笔和一瓶蓝黑墨水。
第一批来报名的是知青。
天刚亮透，公社门口的石板地上已经站了二十几个人，男女都有，穿的多是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袖口和膝盖处打着补丁，针脚密实，一看就是自己缝的。
他们站得松散，彼此之间隔着半步到一步的距离，没有人大声说话，偶尔有人咳嗽一声，声音在晨雾里显得格外清晰。
排在前面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颧骨高，皮肤晒得黝黑，嘴唇干裂起皮。
他叫张志明，南方人，来白沙公社插队六年了。六年里他种过水稻、修过水渠、挑过大粪、赶过牛车。
刚来那年他还会在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后来那几本书被老鼠啃了边角，他就没再看过什么了。他今天穿了一件领口磨破的蓝布衬衫，袖子卷到小臂，露出的手腕很细，骨节突出。
他后面站着的是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的姑娘，叫王秀兰，插队四年。她的辫梢用红色橡皮筋扎着，橡皮筋已经褪色成浅粉色，但还是尽力扎得整齐。
她的布鞋头上有一块深色的补丁，针脚不太整齐，可能是自己缝的。
瘦骨嶙峋的知青们，看着门口那张红纸上的“招工报名处”五个字，像是好像看见了什么肉骨头。
登记室里老周坐在桌子后面，桌上那瓶蓝黑墨水已经拧开了盖子。张志明走进去在他面前坐下。
老周抬眼看了他一眼，问了一句：“哪个大队的？”
张志明回答：“三合大队，七队。”
老周低头在表格上写了几笔，又问：“什么文化程度？”
“高中。”
“下乡几年了？”
“六年。”老周的笔尖顿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六年了还能记得多少？”
张志明说：“生产队会计的账目，我可以看得懂。”
老周把表格推过来：“填吧。”
张志明接过钢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一瞬，然后落下去，一笔一划地写。
他的字迹工整，没有连笔，每个字都站得稳当，像一排立正的士兵。
王秀兰进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块手帕，手帕是白色的，边角洗得发白，叠得方正。她在桌前坐下，把手帕放在膝盖上，像是怕弄脏桌面。
老周问了她同样的问题，她一一回答，声音不大，但吐字清楚。问到她下乡几年的时候，她说“四年”，然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会算数，也会写文章。以前在大队写过宣传稿。”
老周点了点头，把表格推给她。她填表的速度比张志明慢，每一栏都要看两遍才落笔，填完之后检查了一遍，才递回去。
正在这时，闹事的人来了。
来的是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胸口别着一枚国营厂的厂徽，铜质的，磨得发亮。
他站在报名点的门口，声音大得整条走廊都听得见：“你们这是给资本家招工？香江是什么地方？香江还在英国人手里！你们把工人送到那边人的厂里去干活，跟送去给洋人当差有什么分别？”
走廊里站了十几个人，有的刚填完表，有的还在排队。老周从桌后面站起来，把钢笔帽拧上，走到门口：“这位同志，县里批过的项目，有文件。”
“有文件就不是给资本家干活了？”穿工装的男人嗓门更大了一些，“资本家来了，先建厂，后招工，再过两年是不是就要把咱们的地也买走了？你们这是在给资本主义复辟铺路！”
“对，这是通敌！资本主义的东西，绝对不能进咱们这里！”
有人在路口拉了横幅，红布上写着黑色大字，墨汁没干透，淌下来几道像泪痕一样的东西：“香江资本滚出去”、“不要洋奴工厂”。
后面几个排队的人互相看了一眼。
有一个人往后退了半步，站在墙根底下，没有出声。另一个握着表格的手松了一下，纸角被攥出了一道褶痕，他低头看了看，又把它攥紧了。
这时，走了一半的张志明回来：“我十七岁下乡，到现在四年了。第一年春天播种，脚踩在水田里，大半天下来泡得发白发皱，踩下去像踩在刀尖上。第二年冬天修渠，手冻裂了，一条条口子淌血，戴着线手套干活，收工的时候手套和伤口粘在一起撕不下来。第三年开始我就想，我能不能有一份不泡在水田里的工作？有一份能让我自己养活自己的工作？”
张志明停了一下，看着那个穿工装的男人，“你们国营厂的工人，有食堂、有宿舍、有固定休息日。“
“但我们知青有什么？”
“有一亩必须种完的田，有一间下雨就漏的屋子。你们说我们是来给资本家干活的——但你们知不知道，就算资本家不开这个厂，我们也一样在地里干活。可开了这个厂，我们至少多一条路可以选。”
男人不认：“那你们也不能给资本家干活！”
“你们这是在嫌弃当农民苦！这是不对的！
“这是事实！”王秀兰吼的撕心裂肺。“我隔壁生产队有一个女知青，去年死了。不是病死的，是喝了农药。为什么？因为她不想嫁给一个糟蹋她的人！”
走廊尽头有一个人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在抖，没有出声。
穿工装的男人看了看周围的人，有蹲在地上没有站起来的人，有靠墙站着没有说话的人。他往后退了半步，声音比刚才低了些：“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关这个厂什么事？”
王秀兰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个厂招知青。不看出身，不看成分，不用托人送礼。只要报名、通过考试、通过面试就能进。厂里包吃包住，发工资不欠，过节还发东西。你说这是给资本家干活——那你告诉我，那些没进这个厂的知青，他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在土里刨食。刨到天黑，刨到开春，刨到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去。”
公社大院里的争吵声越来越大，靠近门口报名点平房的几个工作人员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有人悄悄绕到办公室后面，给镇上拨了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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