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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章 老兵归乡,断臂残躯祭忠魂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南京,下关火车站。

公祭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南京城的积雪化了一半,剩下一半冻成了冰碴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天还是冷的,风从长江上吹过来,带着水腥气和铁锈味,灌进站台的棚子底下,呜呜地叫。

火车晚点了两个时辰。到站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一个男人从车厢里走出来。他没有带任何行李,两手空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军装上没有领章,没有臂章,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衣服。他三十出头的年纪,头发却已经白了大半,乱糟糟的,像是很久没有梳洗过。

脸上没有皱纹,但脸色很差,蜡黄蜡黄的,像是长期营养不良。他的左腿是瘸的,每走一步,右肩都会跟着往下沉一下。他的左手手指全是弯的,伸不直,像鸡爪子一样蜷缩着。

他叫魏德厚。

原南京守军宪兵连的一个兵。

一九三七年冬,他十八岁,跟着部队守南京。宪兵连的驻地在挹江门附近,他负责维持秩序,疏散难民。撤退令下来的那天,他跟着溃散的队伍往下关跑。跑到江边的时候,没有船。身后枪声越来越近。他跳进了长江,是十二月十三日的事。

他在江里泡了大半天,被一个渔民捞上来。渔民把他藏在船底,划到江北,放他下来,指了一条往西的路。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南京。

那年他十八岁。

今天,他二十八岁。

整整十年。

他站在月台上,没有动。

他拄着一根木棍,慢慢走出车站。

木棍是他在火车上削的,一根粗树枝,用破布条缠了一头,握着不硌手。他的左腿是瘸的,但不是天生的。

一九三八年,他在武汉会战中被弹片削掉了小腿上的一块骨头,接上了,但没长好,走路就瘸了。左手是冻坏的,一九三七年跳江那天冻的,后来一直没有恢复。

他走得很慢。木棍敲在地面上,笃、笃、笃,不急不慢。

他没有去中华门,没有去光华门,没有去紫金山。那些地方他不敢去。他怕去了,会看到太多不想看到的东西。

他去了挹江门。

那是他当年驻防的地方。

挹江门还在。城门洞子还是那个样子,又高又深,黑黢黢的,像一个张大的嘴巴。城墙上的砖有的掉了,有的裂了,有的被炮弹炸出了坑,但没有修。就那么破着,裂着,像一张老脸上没有愈合的伤口。

魏德厚站在城门洞前,仰着头,看了很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晚上,他站在这个城门洞前,拿着一个铁皮喇叭,朝涌向江边的难民喊话:“不要挤!不要挤!秩序!保持秩序!”

没有人听他的。

所有人都在跑。老人、女人、孩子、伤兵,推推搡搡,踩来踩去。有人被推倒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有人在哭,有人在喊,有人在骂,有人在喊救命。

他喊到嗓子哑了,喊到铁皮喇叭都喊破了,喊到连长从后面跑过来,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别喊了!走!往下关跑!”

“连长,这里怎么办?”

“管不了了!走!”

他不走。

连长一脚踹在他屁股上,把他踹了一个趔趄。

“你他妈才十八岁!你死了,你娘怎么办?”

他被连长拖着,往下关跑。跑了一路,哭了一路。

魏德厚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不是银元,是一张纸。折了很多折,折得小小的,四四方方的,用一块发黄的布包着。他打开那块布,打开那张纸,纸上的字已经模糊了,有的地方洇开了,看不清了。但还能看出大概——是一张名单。

他连队的名单。

一百四十七个人。

他一个一个地念,声音很轻,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

“刘德柱。王长根。李有才。赵大壮。孙福来。周小毛。陈狗剩……”

念到一半的时候,念不下去了。

他把名单重新折好,用布包好,揣进怀里。

“兄弟们,我来看你们了。”他的声音在发抖,“我把名单带来了。你们的名字,我都记着。一个都没忘。”

他站在城门洞前,站了很久。

然后他蹲下来,从怀里摸出一个红薯。红薯是凉的,硬邦邦的,是他在火车上没吃完省下来的。他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放在城门洞下的石头缝里,一半自己咬了一口。

红薯太干了,咽不下去。他咳了几声,咳得弯下了腰。

他喝了一口冷水,把红薯顺下去。

他没有在南京过夜。

不是不想住,是住不起。他身上只有几毛钱,是从四川到南京的路费省下来的。住一宿店,明天就回不去了。

他沿着江边走,走到了下关码头。

码头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最后一班轮渡早就开走了,只剩下几个等船的人缩在棚子底下,缩成一团,像几块被扔在地上的破布。

魏德厚找了一个背风的角落,蹲下来,把木棍抱在怀里,下巴搁在膝盖上。

他没有睡着。

脑子里全是声音。

枪声、炮声、哭声、喊声、江水拍岸的声音、连长骂他的声音、那些被他喊过“不要挤”的人发出的声音。十年的安静,在这一刻全部碎了。那些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像决了堤的洪水,把他淹没了。

他想起连长。连长姓周,湖北人,三十多岁,说话嗓门大,骂人凶。撤退的时候,连长把身上的干粮全给了他,说:“小魏,你年轻,你活着出去。”然后连长带着剩下的弟兄,转身回了城。

再也没有出来。

他想起小刘。小刘才十七岁,比他小一岁,脸上长着青春痘,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跳江的时候,小刘就在他旁边。游出去不到十丈,小刘就不行了,喊了一声“哥”,就沉了下去。

他伸手去抓,没抓到。

他想起那个渔民。一个老头子,满脸褶子,手上有很厚的茧子,说话嗓门很大。老头子把他从江里捞上来的时候,他浑身发紫,嘴唇发黑,已经说不出话了。老头子把他翻过来,往他背上拍了几巴掌,他吐出来好多水,才缓过气来。

老头子把他藏在船底,划到江北,放他下来,指了一条往西的路。

“娃儿,往西走,别回头。”

他走了。没有再回头。

那年他十八岁。他以为自己很快就会回来。他没想到,一走就是十年。

天亮了。

魏德厚从墙角站起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一样,咯吱咯吱地响。他的左腿疼得厉害,站了好几次才站稳。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拄着木棍,往火车站的方向走。

他今天要走。

不是不想在南京多待几天,是没有钱。他来的路费是村里人凑的。村长说:“老魏,你不是说你想回南京看看吗?去吧,路费大家给你凑。”他不要,村长硬塞给他。他揣着那些皱巴巴的毛票,上了路。

他只能待一天。

他走到火车站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回过头,看了一眼南京城。

天还是灰蒙蒙的,但比昨天亮了一些。远处有几根烟囱在冒烟,有人在生火做饭。街道上有几个孩子跑来跑去,手里拿着风车,风车转得飞快,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魏德厚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进了火车站。

火车还没有来。他蹲在月台上,从怀里摸出最后一个红薯,掰成两半,一半放进嘴里嚼,一半放在旁边的地上。

“兄弟们,吃吧。”

红薯太干了,咽不下去。他咳了几声,咳得弯下了腰。他喝了一口冷水,把红薯顺下去。

火车来了。

他上了车,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来。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着南京一点一点地从他眼前退去。

先是车站,然后是街道,然后是城墙,然后是一片灰蒙蒙的天际线。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

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那张名单。名单还在。他用布包着,揣在最贴身的衣服里,紧挨着胸口。

那是他连队的阵亡名册。

一百四十七个人。

他是唯一活下来的那个。

他低下头,把脸埋进手心里。

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他没有出声。

车厢里的人都在看他,没有人说话。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走过去,把一块饼塞进他手里。他没有抬头,只是攥着那块饼,攥得很紧,指节泛白。

火车开出了南京。

魏德厚回到了四川的那个小山村。

他还是一个人住,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他还是很少说话。

每天早上,他都会站在门口,朝东边看。

东边是南京的方向。

他看不见南京,但他知道,南京在那里。那张名单也在那里。不是他揣在怀里的那张,是他念给城门洞听的那张。那张名单上的名字,他一个个都刻在了脑子里,刻在了骨头里,磨不掉,洗不掉,忘不掉。

他不用看那张纸,也能把一百四十七个名字从头背到尾。

他每天背一遍。

背到“陈狗剩”的时候,总是会卡一下。陈狗剩是他最好的兄弟,比他大一岁,河南人,家里穷,从小要饭。陈狗剩不识字,名字是连长替他写的,写在花名册上,歪歪扭扭的三个字。

陈狗剩死在他面前。

一颗子弹打穿了陈狗剩的脑袋,血溅了他一脸。

他用手去捂,捂不住。

“狗剩!狗剩!”

狗剩没有应他。

“叔叔,您在看什么呀?”隔壁的小女孩跑过来,拽着他的衣角。

魏德厚低下头,看着她。

小女孩的眼睛亮亮的,黑黑的,像两颗葡萄。

“在看南京。”他说。

“南京有什么呀?”

魏德厚沉默了很久。

“有我的弟兄。”

小女孩不懂,歪着脑袋看他。魏德厚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

他的手很糙,像树皮。手指是弯的,伸不直。

但小女孩没有躲开。

她仰着脸,看着他,问了一句:“叔叔,您的腿是怎么瘸的?”

魏德厚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句小女孩听不懂的话。

“在南京瘸的。”

小女孩还想问,她娘从屋里出来,把她叫走了。

魏德厚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东边的天。

天边有一片云,灰蒙蒙的,像一团旧棉絮。

云下面,是南京。

他回不去了。

但他知道,他的弟兄们还在那里。

在挹江门的城门洞下,在长江的江底下,在南京城的每一寸土地下面。

安安静静的。

等着他。

等着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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