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女商会

周三傍晚，沈荷准时去了那场酒会。

地点在法租界一栋花园洋房里，主人姓王，叫王静淑，四十出头，做进出口贸易的。

沈荷从李宗明那里听说过这个名字，上海滩女商人里排得上号的人物，一个人撑起一家洋行，跟英国人、美国人都做过生意。

黄包车在洋房门口停下，沈荷整了整衣领，推门进去。

客厅很大，水晶吊灯亮得晃眼，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

已经来了七八个女人，年纪从二十出头到五十多不等，穿什么的都有，洋装、旗袍、西装外套，没有一个穿得寒碜。

沈荷穿着那件银灰色的暗纹旗袍，头发用白玉簪子别住，在这群人里不算出挑，但也不落下风。

王静淑迎上来，打量了她一眼，笑着伸出手：“沈小姐？李会长跟我提过你，年轻，能干，布庄开得不错。”

沈荷握住她的手：“王太太过奖了，刚起步，还在学。”

“学？”王静淑笑了，“你舅舅周明远在天津做了二十多年生意，你跟他学了这么多年，还用得着跟别人学？”

沈荷微微一怔。王静淑认识舅舅。

“我跟你舅舅做过两笔生意，都是棉纱。”王静淑挽着她往里走，语气随意得像在聊家常，“他跟我提过你，说他这个外甥女比他的账房先生还厉害。”

沈荷笑了笑，没有接话。

酒会是西式的，长桌上摆着冷盘、点心和酒水。

沈荷端着一杯香槟，跟在王静淑身后，认识了在座的每一个人。做丝绸生意的陈太太，做洋货代理的吴小姐，开银行的周太太，经营茶庄的刘夫人，每个人的名字和生意，沈荷一一记在心里。

“你们听说了吗？虹口那边又闹起来了。”吴小姐端着酒杯，压低声音，“日本人的便衣到处抓人，说是查抗日分子。我一个客户的货被扣在码头半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放行。”

几个人都沉默了。

陈太太叹了口气：“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以前跟日本人做生意还能赚钱，现在？钱是能赚，良心过不去。”

“那就不做。”王静淑的声音不大，但很干脆，“我今年把日本人的单子全退了。亏了钱，但睡得着觉。”

几个人看向她。王静淑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不是圣人，我也爱钱。但有些钱，赚了烫手。”

沈荷端着香槟杯，没有说话。她想起了赵正跟山本一郎吃饭的事。日本人的生意，赵正还在做。

他说过“有些货只有他能给我，有些事只有我能做”。沈荷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但她知道王静淑说的是真话。

酒会散了，王静淑送沈荷到门口。夜风吹过来，吹得花园里的桂花树沙沙作响。

黄包车来了，她上了车，朝王静淑挥了挥手。车子驶入法租界的夜色中，沈荷脑子里在转王静淑说的那句话，亏了钱，但睡得着觉。

舅舅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没有王静淑这么直白。舅舅说的是“眼睛不能只盯着账本”，王静淑说的是“有些钱赚了烫手”。意思是一样的。

她想起在上海大学演讲会上听到的那句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她是女人，不是匹夫。但女人也是中国人。王静淑能做，她为什么不能做？

车子在沈家后门停下。沈荷下了车，推开后门，走进院子。秋月在廊下打盹，听到脚步声惊醒，看到她赶紧站起来。沈荷摆了摆手，进了屋。

春兰还没睡，在灯下给她缝一件新做的棉袄。看到沈荷进来，放下针线，站起来：“小姐，酒会怎么样？”

“挺好的。认识了几个做生意的太太。”沈荷脱了大衣，挂在衣架上，坐到桌前。

春兰给她倒了一杯热茶，小心翼翼地问：“她们好相处吗？”

“好相处。”沈荷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比我做人大。”她没有解释“做人”是什么意思。

春兰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缝棉袄。

她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春兰在旁边打哈欠，把棉袄缝好，叠整齐，放到沈荷的床头。

“小姐，我先睡了。”

“嗯。”

春兰在地铺上躺下，不一会儿呼吸就匀了。沈荷坐在桌前，把那本英文书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折角的那一页。她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但她没有合上。

她想起五岁那年，姥姥在天津火车站接她。姥姥蹲下来，擦掉她脸上的眼泪，说了一句话——“小荷，别哭。哭没有用。活着的人要做活着的事。”她那句话听了十三年，今天才真正听懂了。

活着的人要做活着的事。

沈荷合上书，吹灭了灯，躺到床上。黑暗中，她睁着眼睛，看着头顶的房梁。她在想，一个做布庄生意的女人，除了卖布，还能做什么。

窗外的风忽然停了，院子里安静下来。

沈荷闭上眼睛。她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明天她不会再只盯着账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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