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与老师们的谈话

至于政治上，伊迪斯有想到几种人群可能施以援手：

第一类是女权改革派议员。

第二类是世俗自由派贵族——在上议院拥有席位但跟国教会保持距离的老派辉格党家族传人。

他们不一定真心关心女性教育，但他们长期反对教会在公共事务中的特权，对任何能削弱教会影响力的提案都有天然的兴趣。

相当一段时间里，辉格党是苏格兰对反叛者的贬义词，由此便可知道这个党派的性质。

第三类是非国教教士。他们长期被国教会排斥在牛津和剑桥之外，伦敦大学本身就是他们最重要的教育阵地。

过去几十年里，非国教徒大多支持由辉格党转变而来的自由党，在推动议会改革、选举权扩大等进步议题很乐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伊迪斯在心里把每一类人的动机和利益点拆开整理了一遍。

她越想越觉得自己还是想单纯了。

这不是一场慈善募捐，这是一场政治游说。

不过由于她是未成年，捐款可以，但是更多的东西就有限制了。

也许她需要邀请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来家里进行一场详细的谈话。

......

伊迪斯在圣詹姆斯广场的新客厅里接待了两位老师。

班纳特太太带着她的其他女儿们找简和伊丽莎白去了，正好为她们腾出来空间。

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是一起来的——霍顿女士走在前面，布朗女士跟在后面，她们手里各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文件袋。

客厅的茶几上已经摆好了茶和点心。

伊迪斯没有绕弯子，等两位老师坐定，就把自己对伦敦大学进行捐资的初步意向详细地讲了一遍。

两位女士听得很认真。

她们愿意放下手头的事情过来拜访一趟就是因为这件事——平时她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忙，更乐意给伊迪斯写信。

霍顿女士听完后从随身携带的旧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

笔记本的封面磨得发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地址和简短的备注。

她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几个名字说：“西蒙兹议员是下议院里推动已婚妇女财产法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的选区在伯明翰，选民里非国教徒比例很高。他需要支持女性学位提案来巩固选民基础。这个人我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之前有过好几次合作。”

她又翻了一页：“威克子爵的女儿在伦敦大学学院（UCL）旁听过课程，因为拿不到学位证书只能结业。子爵本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不甘心自己女儿被规则卡在门外的父亲。布朗小姐去年跟他女儿通过信，也许他会提供一些帮助。”

布朗女士在旁边连连点头，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封信札，快速翻找了一下，抽出一封装在淡蓝色信封里的信：“这是威克小姐上个月的来信，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她父亲在上议院帮忙的。她最近身体好些了，愿意出来见人。”

“还有查尔顿·西斯，”霍顿女士翻到第三页，“伦敦非国教教徒的领袖之一。他在报刊中公开批评过牛津和剑桥的宗教壁垒。如果能让他从教会的角度为女性学位发声，保守派的舆论压力至少会被抵消掉一部分。”

伊迪斯一边听一边记，霍顿女士完全是一位游刃有余的老将。

“霍顿女士，”她把笔放下，“您对政治游说这件事，比我以为的熟悉得多。”

“从朗伯恩辞职之后，我花了大半时间在议会走廊里等人——等议员们开完会，等他们有五分钟时间听我说一句话。起初他们连站都不愿意站住。后来有了请愿书，有了两千个签名，他们开始愿意站住了。后来《泰晤士报》登了女性高等考试的及格率数据，他们开始愿意坐下来。”

霍顿女士镜片后面的目光既锋利又疲惫，“你要明白，政治不是靠一封慷慨激昂的公开信就能改变的，靠的是每一次让对手觉得拒绝比答应更麻烦的时刻。”

“这也算是我们这几年积累的全部家当，”布朗女士说，“议员名单、贵族关系网、非国教教会的联系人、还有几家愿意报道女性教育的报纸编辑。”

“霍顿女士，布朗女士，说实话，在今天之前，我对这件事的想象还是太简单了。”伊迪斯说。

“孩子，要知道你今年才十六岁，甚至还没过十六岁的生日，你已经想得够多了。”霍顿女士对伊迪斯温和地说。

私下里，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时常提起伊迪斯这位学生。

她是一位天才，足以令所有教过她的老师时常感到骄傲和荣幸。

“我的想法带着局限性，也许在一些事情上我仍然无能为力。”伊迪斯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霍顿女士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看了伊迪斯好一会儿，然后嘴角浮起一个带着骄傲和感慨的笑意。

“‘两个世纪以后’，”布朗女士忽然念出这个笔名，“你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才十二岁。那时候我以为你只是随便起的，为了好玩的。现在想想——你是在跟这个时代对话。告诉它，有些东西要等两百年以后才能被理解。”

“伊迪斯，你知道吗？你的小说在女性教育促进会内部被传阅了好几个来回，一直在被追捧。她们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她们已经爱上了作者，说这位作者一定是一位必将成就大事的女性！正如她的笔名，她能让人在两个世纪以后依然记住她。”霍顿女士补充说。

面对两位老师真心实意的赞美，伊迪斯低下头，压了压嘴角。

她不是容易害羞的人，但此刻两位老师轮番夸她，让她有些坐不住。

有些场合她可以端着风度从容应对，但在两位从她五岁起就看着她长大的老师面前，所有情绪都不必隐藏。

这场谈话虽然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但是氛围很是愉快。

等到霍顿女士和布朗女士离开的时候，圣詹姆斯广场上已经亮起了煤气路灯，班纳特太太和姐妹们也回来了。

伊迪斯站在门廊下目送她们的马车驶远，然后回到客厅。

与老师们的谈话让她不得不重新计算这场博弈的成本和筹码。

霍顿女士说的那些话让她想起前世学过的一个概念：制度惯性。

一个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它会自动产生一系列维护自身存续的机制——观念、习俗、法律、利益集团。

你想改变它，不能只靠砸钱，还得靠人脉、靠舆论、靠时机、靠让反对者觉得反对的成本比同意的成本更高。

前世的十六岁她在埋头准备高考，这一世的十六岁她在想着怎么让大学对女性开放学位证书。

命运确实喜欢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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