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冯庸西行

冯庸动身那天是三月初二，天刚亮透，日头还没升起来，侧门口的青砖地上还带着一层薄薄的潮气。

他背着一个灰布包袱，腰上别着一把短枪，翻身上马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张怀笙正站在东厢房门口。

她没有走出来，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站在门槛里头看着他。

冯庸勒住马，冲她点了一下头，然后勒转马头，靴子轻轻磕了一下马腹，出了巷口。

马蹄声在青砖地上响了一阵，渐渐远了。

从奉天到北京，走的是京奉铁路。

冯庸在奉天站买了一张二等座的票，车厢里坐了五六个人，有穿长衫的商贩，也有穿军装的军官。

火车出了奉天城以后，窗外的景色从城墙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连绵的山影，一路往西南方向走。

傍晚到了北京，冯庸没有进城，直接在车站换了京绥线的车票。

京绥铁路是1909年詹天佑修的京张铁路向西延伸的线路，1909年修到张家口，1915年修到丰镇，1921年5月1日刚刚全线通到归绥。

冯庸走这趟的时候，这条铁路正式通车还不到一年。

他在北京站等了一个多时辰才上了车。

京绥线的车厢比京奉线的简陋一些，车头是那种老式的蒸汽机车，进站的时候喷着浓浓的白汽，车皮漆着深绿色的油漆，有些地方已经掉漆了。

冯庸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袱搁在膝盖上。

车开了以后，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

出了北京城以后，地势渐渐高起来，火车开始在丘陵地带穿行。

过了居庸关以后，山越来越陡，火车在峡谷里穿行，能看见远处的长城在山脊上蜿蜒，像一道灰白色的印子。冯庸靠在车窗边沿上，看着外面的山一节一节地往后退，心里在想着到了归绥以后该从哪儿下手。

天黑透了才到张家口。火车在站台上停了大半个时辰，冯庸没有下车，在车厢里坐着，透过车窗看站台上的人来人往。站台上挤满了挑担的、扛包袱的、牵着孩子的旅人，几盏昏黄的油灯挂在站台的柱子上，光线照在人群里，把影子拉得忽长忽短。他在心里把张家口的模样记住了——站台不大，人不少，站房是新修的砖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张家口站”四个字。

火车继续往西走。过了张家口以后，路两边的山越来越少，地势渐渐开阔起来，变成了大片的草甸子和零星的农田。天快亮的时候，火车在丰镇站停了一回，冯庸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见站台上站着一个穿羊皮袄的老汉，牵着一头驴，正在跟一个穿制服的站务员说话。他没有下车，又闭上了眼。

第二天上午，火车终于进了归绥站。

冯庸拎着包袱下了火车，站在站台上看了一圈。归绥站是新建的砖木结构，站房不大，门口挂着“归绥站”三个字的木牌。月台上人不多，几个穿灰布短褂的汉子正从货车车厢里往下搬麻袋，两个戴毡帽的商人站在站台边上抽烟说话，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坐在长椅上打盹。冯庸没有在站台上多停留，拎着包袱往出站口走。

出站以后是一条土路，路两边开了几家铺子和客栈。冯庸在路边一家挂着“福盛客栈”招牌的店门口停下来，推门进去。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戴着一顶旧瓜皮帽，正在低头拨算盘。听见门响抬起头来：“住店？”

“住店。要一间单间，住几天。”

老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腰间那把短枪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一天三毛，管两顿饭。住几天？”

“先住五天。”

老头从柜台下面摸出一把钥匙递给他：“后院左边第二间。”

冯庸接过钥匙，穿过堂屋往后院走。后院不大，青砖铺地，墙角种着一棵老榆树，叶子还没长全，枝丫伸在灰白的天底下。他推开左边第二间的门，屋里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台上搁着一盏油灯。他把包袱放在床上，在桌边坐下来，把枪从腰上解下来搁在桌上。

当天下午，冯庸没有急着出门，在客栈里待了半个下午，跟柜台的老头聊了一阵子。老头姓陈，在归绥开了十几年客栈了，嘴碎，也爱说话。冯庸坐在柜台旁边的长凳上，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问到归绥城里的情况，姓陈的说归绥城分了新旧两片，旧城叫归化城，新城叫绥远城，站前这一片是靠着铁路新起来的，以前是一片荒地，通了铁路才热闹起来的。他又问归绥周边有没有驻军，姓陈的说城外头是有一些兵，可那些兵不进城，都在城外头，具体是谁的人他也没细问。

冯庸在客栈住下以后，没有急着进城，先在站前那条街上走了两趟，在茶馆里坐了半天，听人说话。茶馆里坐着七八个人，有的在喝茶，有的在抽烟，说话的声音不高不低。他听了一下午，从那些零碎的对话里摸出了一些信息——归绥城里的维持会最近换了人，新来的会长姓周，以前在绥远当过差，跟城里几家大户都熟。城外确实有兵，分了好几拨，各管各的。

第二天上午，冯庸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去了归绥城里的维持会。他直接亮明了身份——奉军的人，来走访察哈尔沿线的防务，顺道看看归绥这边的情况。维持会的人没有为难他，引他去见了会长。

姓周的会长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绸长袍，说话不紧不慢的。他听说冯庸是奉军派来的人，没有表现出惊讶，也没有特别热络，客气地请了茶，问了几句奉天那边的近况。冯庸说奉军现在主要在忙热河和察哈尔的防务，归绥这边暂时还顾不上，只是顺路过来看看。会长笑了一声，说他理解，又留冯庸吃了顿午饭。

那天晚上冯庸回到客栈，在灯下把白天的事记了几笔。第三天，他出城走了一圈，沿着归绥城外的土路往西北方向走了十来里，看见远处有一片营房，门口挂着旗，看不清旗号。他没有靠近，远远地看了一阵子，记住了位置和大致的人数，然后转身回了城。

他在归绥住了五天，出城看过两回，跟维持会的人吃过一顿饭，在茶馆里坐了两天，在站前那条街上走了好几趟。第五天傍晚，他回到客栈，把包袱收拾好，在柜台结了账。姓陈的老头看了他一眼：“这就走了？”冯庸说：“走了。事情办完了。”老头没有再问，把钥匙收回去，低头继续拨算盘。

冯庸出了客栈，沿着土路往火车站走。天快黑了，暮色从西边漫过来，把归绥站的屋顶染成了一层暗红色。他站在月台上等车，回头看了一眼归绥城的方向，灰扑扑的城墙在暮色里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他收回目光，上了火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包袱搁在膝盖上。火车动了，车窗外的归绥城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先变成了轮廓，然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线暗影，最后连暗影也看不见了。

他在火车上坐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张家口，换了车，继续往东走。第二天下午，火车进了奉天站，冯庸拎着包袱下了车，出了站，在街边雇了一辆马车，往帅府的方向走。马车在侧门口停下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廊子底下的灯笼刚点上，暖黄的光在青砖地上铺了一小片亮。他推开门进了院子，穿过月亮门，看见张怀笙正站在东厢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碗水，像是正要回屋。

她看见他进来，停下脚步：“回来了？”

“回来了。”

她看了他一眼：“人瘦了一圈。”

冯庸笑了一声：“归绥那边的饭，吃不太惯。”他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把包袱搁在脚边，“归绥那边的事，我得先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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