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0章 这不是小说！这是向信仰宣战！
第760章 这不是小说！这是向信仰宣战！
【真正的悲剧从来不会用死亡煽情，《鼠疫》同样没有这么做。它只是揭穿了欧洲人长久以来用以安慰自己的全部谎言：
上帝的谎言，进步的谎言，人道主义的谎言，科学胜利的谎言，国家理性的谎言，还有自以为高贵的悲观主义的谎言————】
【我厌恶那些借苦难兜售怜悯的人，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软弱打扮成道德，欧洲的基督教已经用这种手艺经营了太久。
现代民主主义也不过是把「灵魂得救」改成「人类进步」，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改成「痛苦面前人人值得同情」。】
【在《鼠疫》里，莱昂纳尔没有乞求读者流泪，并且最终没有让任何宗教或者公共道德在这个过程里得到升华。】
【作者在结尾提醒我们，瘟疫从未真正消失，就像一切危险、一切腐败、一切无意义、一切灾难都永远在潜伏，永远在等待。
人若只因为灾难暂时退去便宣布胜利，他便只是一个儿童。而成熟的人必须在节日的钟声中也听见老鼠的爪声。】
【然而《鼠疫》仍有一种法国式的软弱：它太相信共同劳动的尊严，太留恋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太珍惜小人物灾难中的互助。
但灾难不仅会揭示人的脆弱，还会筛选人的等级。瘟疫使人崩溃，使人撒谎，使人逃跑，但也使少数人变得更清醒、更坚强。
索雷尔看见了这种差异，却仍旧不肯在小说里承认少数人拥有这种「超越性」，仿佛痛苦之下，人人平等。这是在撒谎！
【这是此书给我启发，也使我烦躁的地方。它似乎从另一条路走到了我正在攀登的山脚下，却始终不肯承认「上帝死了」！】
【但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个世纪，非庸俗的读物已经很少了。索雷尔的《鼠疫》属于其中之一。】
早上七点，莱比锡的天还是灰蓝色的，但阳光已经洒进了伊丽莎大街7号公寓的房间，让一切变得温暖起来。
弗里德里希·尼采坐在书桌前，把羽毛笔插回墨水瓶，然后开始大口地喘气，仿佛溺水的人刚刚接触到空气。
他已经写了整整一夜，所以手一直在抖，脸色也异常苍白，仿佛下一刻就会晕厥过去O
桌上摊著十几页写满字的纸，涂改的痕迹到处都是，有些句子甚至重写了三遍、四遍。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只觉得眼眶后面像有人拿针在扎那样疼。
医生反复告诫过他，只有充分的休息才能让他的偏头痛有所缓解，过度工作、思考，就是在自杀。
但今天尼采不在乎！等感觉好了一点，他就睁开眼，拿起那叠手稿，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有些句子写得太急了，字迹潦草得连他自己都要辨认半天，但他想说的，在这叠纸上都说完了。
他把手稿放下，看向窗外。莱比锡的早晨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马车的声响。
这时候门被推开了，保罗·兰茨基端著一个托盘走进来，上面放著面包、黄油和一杯冒著热气的咖啡。
看到尼采的样子，保罗·兰茨基就担心地问：「教授，您一晚上没睡？」
尼采转过身，摆摆手：「没事。」
保罗·兰茨基把托盘放在桌上，看了一眼摊开的手稿，又看了看尼采的脸色，眉头皱了起来：「您的偏头痛又犯了吧？」
「我说了没事。」
「您每次这么说的时候，其实都是最严重的时候。」保罗·兰茨基把咖啡递给他，6
先喝点咖啡。」
尼采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身上终于暖和了一些。
「您昨晚就看《鼠疫》看到半夜，」保罗·兰茨基仍然忧心忡忡，「然后又一整晚没睡在写东西？这样身体会垮掉的。」
尼采没有接这个话，而是问了一句：「你看完了吗？
「什么？」
「《鼠疫》。昨晚不是让你拿去看吗？你说会看完它。」
保罗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看完了。但是有很多地方没看懂。」
「说来听听。」
保罗犹豫了一下，搬了把椅子坐下来。
「第一个没看懂的，是里厄医生。他不信上帝，也不信什么理想，甚至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有什么了不起。那他还坚持什么？」
尼采没有回答，只是看著他。
「还有那个记者朗贝尔，」保罗继续说，「一开始拼命想逃出去找他的女人，后来有机会了又不走了。这个转变我理解不了。
一个人为了逃出去花了那么大力气，找了那么多门路，为什么到最后关头反而放弃？
就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
」
尼采端起咖啡，又喝了一口。
「还有神父帕纳卢，他明明看见那个孩子死了，明明开始怀疑了，最后还是没放弃。
甚至死的时候，还在床头摆了个十字架。这算是顽固，还是勇敢？」
尼采放下杯子，还是没有说话。
「最后那个格朗，税务局的小公务员，写了一辈子小说的开头，翻来覆去改那几个句子。鼠疫来了他也写，鼠疫走了他还写。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用？小说里为什么要写他？」
尼采听完，点了点头。然后他把桌上那叠手稿拿起来，递给保罗。
「你想知道的答案，都在这里面。」
保罗接过来，低头一看，愣住了。手稿上的字迹虽然潦草，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法文。
「教授，这是————您用法语写的？」
「对。」
保罗翻了几页，然后问：「教授，您决定翻译《鼠疫》了？」
尼采点点头：「决定了。我不能让那些庸俗的译者毁了这本小说，那是对哲学的犯罪！」
「可是三周时间，翻译一部长篇小说，您的身体————」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有一种预感，翻译这本书，会让我对自己的哲学有更深层的思考。」
保罗叹了口气，没有再劝。他跟著尼采三年了，知道这位教授一旦决定了什么事，谁也拦不住。
尼采指了指托盘：「早餐先放著。我先睡到中午，起来再吃。然后就开始翻译。」
「好的。」
「还有两件事，你今天帮我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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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
「第一件，去找康斯坦丁·瑙曼。告诉他，这个活我接了。把他答应的一百马克拿回来。这些钱应该够这三周的开销了。」
保罗点点头。
「第二件，」尼采指了指保罗手里的手稿，「这份书评，帮我寄到巴黎去。」
「寄给谁？」
尼采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伊波利特·泰纳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他是除了司汤达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法国人。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读懂我的书评，那就是泰纳教授。」
保罗把手稿小心地收进自己的包里：「我记住了。」
尼采又看了他一眼：「去吧。我要睡了。」
保罗站起来，犹豫了一下，还是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转身离开了房间，轻轻带上了门。
就在尼采为《鼠疫》彻夜不眠的时候，巴黎已经炸开了锅。
七月十五日发售，首日八万册，确实足以让任何人震惊。
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以为莱昂纳尔又写了一部《福尔摩斯探案》或者《大侦探波洛》，那种能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的故事。
但等人们真正读完《鼠疫》，评论界沉默了，所有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最初几天，报纸上的评论还算温和，大家都在谈论那个叫「布雷兹」的小城，谈论里厄医生，谈论那些死老鼠。
但很快，评论家们发现了一个让他们不安的事实：
这次，莱昂纳尔走得有点太远了。
《两世界评论》的斐迪南·布吕纳蒂埃在七月二十日的评论文章里写道：
【莱昂纳尔·索雷尔的新小说《鼠疫》虽然不像左拉那样把人交给遗传与环境，但也不像浪漫派那样把人交给激情与命运。
当然，它也不是一部宣扬无道德的作品。恰恰相反，它处处逼人思考道德；可它又拒绝告诉我们，道德从何而来。】
作为法国最有权势的批评家之一，他说话一向不留情面，不过对莱昂纳尔一直还算客气。但这次他实在忍不住了——
【里厄医生为什么要坚守岗位？因为他是个医生。这个答案太简单了，简单到等于什么都没说。
朗贝尔为什么最后选择留下？因为「他慢慢发现自己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这个解释太笼统了，笼统到不能算动机。
帕纳卢神父为什么死的时候还抱著十字架？因为他是神父。这个选择太无趣了，无趣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会这么做。
如果一个人做某件事的理由仅仅是「他就是干这个的」，那文学还有什么意义？】
斐迪南·布吕纳蒂埃把《鼠疫》放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的传统里审视，发现它处处不合规矩：
巴尔扎克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欲望：金钱、权力、女人————拉斯蒂涅想往上爬，是因为他看见了巴黎的繁华，是因为他穷过，是因为他的贵族亲戚抛弃了他母亲。
福楼拜写人，总要写透人的愚蠢：包法利夫人想浪漫，是因为她读了太多浪漫小说，是因为她嫁了个平庸的丈夫，是因为她的修道院教育给了她不切实际的幻想。
左拉写人，总要写透人的环境：热尔维丝堕落，是因为她穷，是因为她的男人打她，是因为她从小在酒精里泡大。
可里厄医生呢？他不纵欲、不愚蠢、不堕落，甚至不神圣。他就是一个医生，干医生该干的事。这算什么小说人物？
布吕纳蒂埃最后写道：
【索雷尔似乎想告诉我们，道德不需要来源，责任不需要理由，人只要「存在」就够了。但这不是小说！这是向信仰宣战！】
三天后，儒勒·勒梅特在《辩论报》上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布吕纳蒂埃先生问，道德从何而来？我的回答是：从人自身而来。里厄医生不需要上帝告诉他该做什么，不需要共和国给他发勋章，不需要文学批评家来定义他的伟大。
他做事，是因为他觉得应该做。这就够了！】
勒梅特没有停留在反驳上。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判断：
【《鼠疫》虽然没有英雄战争，没有王朝兴亡，没有神明干预，但它仍然是一部「现代史诗」。布雷兹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那些充满地方色彩的背景板，而是一座缩小的法国，甚至是缩小的欧洲。】
【过去三十年，法国经历了战争、围城、革命、分裂。每一次我们都以为灾难过去了，但每一次灾难又卷土重来。我们学会了不去问「为什么」，只问「怎么办」。
索雷尔的小说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也许怎么办」也没有答案。但人仍然可以选择怎么做。里厄选择留下，塔鲁选择组织志愿队，格朗选择继续写他那改了又改的小说开头。
他们没有拯救世界，甚至没有拯救自己。但他们没有变成这场灾难的一部分。】
勒梅特的文章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他说出了很多人读完《鼠疫》后想说又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然而真正让巴黎震动的，是《共和国报》七月二十五日的评论，是主编让·德·拉弗雷亲自写的。
【我们本该欢迎里厄医生，因为他本该是世俗法国的儿子。他不去教堂，不信上帝，不靠国王————他只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这难道不是共和国想要培养的公民吗？」
可我们读到最后，竟无法确定他就是！索雷尔给了我们一个没有教会的义人，却也没有让他成为共和国的英雄。他使我们得胜，又夺走了我们的凯歌。】
拉弗雷的愤怒是有道理的。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很大一部分建立在「现代法国」的形象上：世俗学校、公共教育、铁路、电报、行政体系、医学、科学、共和国公民道德————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信念：旧王权和教会不能带来的秩序，现代国家可以带来；旧式信仰不能解释和改善的苦难，科学与教育可以慢慢解决。
共和国要向法国人证明，你们不再需要国王和神父了，共和国给你们学校，给你们医院，给你们铁路，给你们选举权————这些东西比向上帝祈祷和向皇帝效忠管用！
可《鼠疫》里的小城「布雷兹」偏偏让这套信念变得难堪。
医学在那里里厄医生每天出诊，量体温，统计数字，组织隔离—可死亡照样一天几百个。
制度在那里—市政府开会，讨论，发通告，下命令—可该慢的还是慢，该乱的还是乱。
电报在那里——可电报传出去的只是冰冷冷的死亡数字，不是驱散瘟疫的希望。
科学在那里—可科学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个孩子死了，隔壁那个老头却活了下来。
【共和国最恐惧的，不是君主派复辟，而是被人民发现它无能为力。《鼠疫》说出了这个恐惧，并且没有给出任何安慰。】
这才是让拉弗雷真正愤怒的地方。
莱昂纳尔以前也批评过共和国：反对殖民政策，支持教育改革，骂过政客，讽刺过官僚————但那都是在共和国的信仰内批评。
你可以说殖民政策不对，但你仍然要相信共和国能改正；你可以说教育改革不够彻底，但你仍然要相信教育有用；你可以骂某个政客无耻，但你仍然要相信制度能把他换掉。
可《鼠疫》不一样—
它动摇了共和国最需要维护的一种信念：灾难可以通过理性、制度和进步被管理。
如果一场瘟疫就能让一座城市瘫痪，那铁路有什么用？电报有什么用？统计数字有什么用？
如果医生自己都不相信能战胜死亡，那医学有什么用？
如果共和国连一场瘟疫都对付不了，那它和旧王朝有什么区别？
拉弗雷没有把这些问题问出来，但每一个读过他文章的人，都听到了这些问题。
与此同时，教会的报纸也没有放过《鼠疫》。《宇宙报》的主编路易·弗约在一个整版评论里写道：
【《鼠疫》虽然没有把瘟疫的责任推给教会，甚至让帕纳卢神父死得像个圣徒，但却写出了没有教会也能活得像义人的人。
这比直接攻击我们更危险。因为他会让读者以为，信仰是不必要的。】
弗约的文章在教会内部引起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他太软弱了，应该直接谴责《鼠疫》是无神论的宣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说得对，这本书比无神论更危险。
但是巴黎教区的吉博大主教的态度却十分暖昧。他在一场布道中特地提到了《鼠疫》：「我还没有读完这部小说，不便评论。但我已经看到，它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在苦难中如何保持尊严？
教会的回答是：靠信仰。索雷尔先生的回答似乎是：靠人自己。这个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自己想清楚。」
这种不痛不痒的表态，反而让更多人想去读《鼠疫》。
出人意料的是，对《鼠疫》的批判最为激烈的，竟然是还在圣佩拉吉监狱服刑的保罗·拉法格他写了一篇长文，设法传递了出去，并刊登在了《平等报》上：
【索雷尔先生曾经站在工人一边，反对殖民，反对教会，反对君主。我们一直以为他是我们的人，可《鼠疫》让我们失望了。
他把瘟疫写成了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没有资本家在操纵鼠疫，没有政府在故意传播疾病，没有一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
在小说里，瘟疫就是瘟疫，一种自然现象。这等于告诉工人：你们的苦难不仅不是人造成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
那你们还反抗什么？如果把瘟疫比作资本主义，那医生和志愿队就是改良主义者，他们没有推翻制度，只是在修补漏洞。
鼠疫过去了，生活恢复原样，什么都没有改变！】
拉法格不喜欢《鼠疫》最后给出的这个结论，但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所以最后只能写道：
【索雷尔先生也许是想告诉我们，人不需要等到革命胜利才能做好事，但这不是工人需要的答案！
工人需要的是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好事的伪善！】
这篇文章在左翼圈子里传阅了一阵，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因为大部分人觉得，这是在用政治衡量文学，本来就不对。
而最有趣的评论来自《费加罗报》，它的文学副刊在七月二十八日登了一篇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埃德蒙·阿布撰写的短文。
【《鼠疫》是一部让人不舒服的小说，因为它没有试著去讨好任何人。教会在里面没有得到胜利，共和国也没有；科学没有凯旋，人道主义也没有显得温暖可靠。
索雷尔以前的作品里总有一个立场」。《老卫兵》同情小人物，《合唱团》批判教会，《雷雨》揭露家庭伦理的虚伪，《太阳照常升起》反思迷惘的一代————
《鼠疫》没有这些。它甚至不关心「美」。书里的布雷兹是一座灰色的小城，没有巴黎的繁华，没有外省的风情，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地方，有人住在那里，然后他们死了。
这部小说不提供慰藉。它没有英雄让你崇拜，没有道德让你学习，没有悲剧让你流泪。它只是把一件事放在你面前，然后说：看，这就是人。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这篇短文被普遍认为是为了弥合因为《鼠疫》分裂的巴黎艺术批评界，但没有人在乎，人们还是吵闹不休。
而在这一切纷纷扰扰之中，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出现：莱昂纳尔·索雷尔。
自从《鼠疫》出版以后，他从巴黎的社交圈里消失了。不参加沙龙，不接受采访，不在报纸上发表任何声明。
有人去维尔讷夫的山麓别墅找他，门房说索雷尔先生身体不适，需要静养，不见客。
有人给他写信，希望他谈谈《鼠疫》的创作意图，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有人在他常去的咖啡馆蹲守，等了一个星期，连他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种沉默让评论家们更加焦躁。
他们想听他解释。哪怕只说一句「你们想多了」也行。
但他就是不说。
《小巴黎人报》的记者乔治·杜瓦尔在专栏里写道：
【索雷尔先生沉默了，但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他不愿意为《鼠疫》辩护，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辩护；他不愿意解释，因为他觉得解释是多余的。他把书交给了读者，然后转身走了。
这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自信，也是对自己作品最大的不尊重。】
文章一出，人人都恍然大悟，表示索雷尔就是这么个人！他不喜欢对公众解释自己的作品的意图，把一切争论留给读者。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莱昂纳尔此刻正在巴黎郊区一个封闭的场地内，坐在一辆怪模怪样的「车」上，在柏油路上快乐地飞驰著！
（两更合一，求月票！番外明天发，今天遇到点意外，只够时间写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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