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滇军出征，千里驰援路漫漫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昆明。
巫家坝机场。不是机场，是广场。四万滇军将士列队站在广场上，从早上站到中午，一动不动，连呼吸都整齐划一。
他们穿着黄色的棉布军装，脚上蹬着云南特有的尖口连绊布鞋，肩上扛着步枪，背上背着大刀。枪是法国造的，老式，有的枪膛线都磨平了，却被擦得发亮。刀是云南工匠打的，钢口好，刀刃闪着寒光，沉甸甸压在背上。
龙云站在主席台上，声音在广场上回荡，带着高原特有的厚重。他的身后是云南省政府的大旗，蓝底白字，写着“滇”字。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像一面巨大的翅膀，罩着四万子弟。
“滇军将士们，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你们出滇抗日，是为国尽忠，为民族尽孝。我龙云在昆明等着你们凯旋！”
四万人齐声高喊：“誓死保卫国家！不驱逐倭寇，誓不还乡！”
声音震天，连天上的云都被震得散开，风都跟着一顿。
队伍出发了。从昆明出发，徒步东进。第一天走了六十里，第二天走了七十里，第三天走了八十里。脚上磨出了血泡，没人叫疼。肩膀被枪带勒出了血痕，没人叫苦。
他们走过云南的红土高原，翻过乌蒙山的陡坡，穿过贵州的深山老林，山路越走越险，脚步却越走越稳。
一个叫赵大柱的士兵走在队伍中间，今年二十二岁，大理人。
他的脚上已经磨出了六个血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疼得额头上冒冷汗。他用针把血泡挑破，用破布缠上，继续走。
他的背包里有一双新布鞋，是他娘在他出发前连夜赶做的，灯油耗干了半盏。他舍不得穿，把鞋揣在怀里，走一步摸一下，走一步摸一下，像摸着娘的手。
“大柱，你娘做的鞋，咋不穿？”旁边的战友问。
赵大柱摇了摇头。“舍不得。等到了前线再穿。穿新鞋，杀鬼子。”
走了四十多天，到了湖南常德。从常德坐船到武汉，从武汉坐火车到金华。火车很慢，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
士兵们挤在闷罐车里，没有座位，只能蹲着。空气里弥漫着汗臭味、脚臭味和铁锈味，闷得人发晕。没有人抱怨。
赵大柱蹲在车厢角落里，怀里揣着那双新布鞋。他闭上眼睛，梦见自己回到了大理。
梦见洱海的水，苍山的雪，梦见娘在灶台前做饭，炊烟袅袅，饭香飘满院子。他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十二月十二日，火车到了金华。
赵大柱从车厢里跳下来，站在月台上，伸了个懒腰。他的腿肿了，走路一瘸一拐。但他顾不上这些，他只想快点到南京，快点杀鬼子。
“集合！集合！”军官在喊。
四万人列队站在月台上，等着命令。军长卢汉站在队伍前面，手里攥着一份电报，脸色铁青。他的手在发抖，嘴唇在发抖，整个人都在发抖。
“南京……战事危急。唐司令还在死守，总统府的旗还在飘。但我们……赶不上了。”
没有人说话。四万人站在月台上，一动不动。风从月台上吹过，吹得军装哗哗作响。赵大柱站在队伍中间，听见“赶不上了”几个字，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低下头，看着怀里的那双新布鞋，鞋底已经被他的汗水浸湿了，鞋面还是新的，白底黑面，针脚密密麻麻。
“唐司令……还在打。”卢汉的声音在发抖，“但我们已经来不及了。南京外围的路，全被鬼子封死了。”
一个士兵蹲了下来，双手抱着头。又一个士兵蹲了下来。又一个。赵大柱没有蹲下。他站着，攥着那双鞋，指节绷得发白，浑身冰凉。
“军座，我们……过不去了？”一个连长问。
卢汉没有说话。他转过身，望着南京的方向。那里什么都看不见，只有灰蒙蒙的天，压得人喘不过气。
“记下来。滇军第60军，奉命驰援南京，行至金华，南京外围已被日军封锁，未能抵达。是为憾事。但滇军已出滇抗日，绝不负国之召唤。”
十二月十三日，金华火车站。
赵大柱坐在月台上，怀里揣着那双新布鞋。他掏出鞋，看了很久。鞋底是娘用麻绳纳的，密密麻麻，针脚又密又匀。
鞋面上绣着一朵花，是云南的山茶花，小小的，很秀气。他把鞋贴在脸上，哭了。不是无声地哭，是嚎啕大哭，哭声在空旷的月台上回荡，没有人劝他。
“大柱，别哭了。”战友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赵大柱擦了擦眼泪，把鞋塞回怀里。“我没有哭。我是恨。恨自己跑得慢。恨自己没用。”
同一天，南京。总统府地下室。
唐生智站在地图前，手里攥着一份电报。电报是龙云发来的：“唐司令，滇军已在路上。四万将士，日夜兼程。请务必撑住。”
唐生智看完电报，没有说话。他把电报放在桌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窗外，总统府前的广场上，硝烟弥漫。
远处，雨花台的方向，炮声还在响，一声接着一声，敲在心上。他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走回桌前。
“赵坤。”
“在。”
“回电。就说——滇军远道而来，心领了。南京能撑多久是多久。让他们不必急，到了前线，有的是仗打。”
两个月后，金华。
赵大柱终于穿上了那双新布鞋。不是在前线，是在训练场上。
滇军第60军被改编为野战部队，在金华接受整训，准备参加徐州会战。赵大柱穿着新鞋，在训练场上跑步。鞋底磨在地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跑了一圈又一圈，腿上绑着沙袋，背上背着背包，枪扛在肩上，跑得满头大汗。
“大柱，你跑这么快干啥子？”战友问。
赵大柱没有回答。他跑着，嘴里念叨着：“南京，南京。我来了。我来了。”
徐州会战，台儿庄。
赵大柱端着枪，趴在战壕里。他的脚上还穿着那双新布鞋，鞋底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麻绳。
他的身边是滇军第60军的弟兄，四万人打到现在，只剩不到两万，很多人永远留在了路上。
“大柱，鬼子来了！”战友喊。
赵大柱站起来，端着枪，冲出战壕。他跑着，喊着，子弹从耳边飞过，他浑然不觉。他的脚上穿着那双新布鞋，鞋底磨破了，鞋面沾满了泥，山茶花已经看不清了。
“南京！南京！我来了！”
多年后，抗战胜利。
赵大柱回到了大理。他瘸了一条腿，少了一只耳朵，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拉到下巴的疤。他站在村口，看着那间土坯房。门开着，灶台还在，烟囱还在冒烟，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娘！我回来了！”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屋里走出来，看着他，看了很久。她认出了他。她伸出手，摸了摸他脸上的疤，手一直在抖。
“娃儿，你回来了。”
赵大柱跪在地上，从怀里掏出那双新布鞋。鞋底已经磨穿了，鞋面破了好几个洞，山茶花早就看不清了。他把鞋放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娘，我没给滇军丢脸。我替南京的弟兄们，多杀了二十个鬼子。”
老人蹲下来，抱住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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