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下）

实际上微观经济学的成型在于多年之后马歇尔将这套观点和旧有的生产成本理论融合，提出供需共同决定价格，为后世研究个体交易、市场定价搭建起完整框架。

不过要等到下个世纪凯恩斯出世，经济学才会被正式划分微观和宏观，那时候有学者提出这套看法不足以解释大范围的萧条与失业，需要专门研究一国整体的就业、总需求，由此分出两条不同的研究道路：一条着眼个人与商户的交易，另一条放眼整个国家的兴衰。

凯恩斯的理论打破了‘放任市场便是最优解’的认知，提出在低迷时期，政府有必要主动投入资金，拉动需求、稳住就业。当然，这套理论同样饱受争议，许多学者担忧过度干预会带来通胀与沉重的债务。

不过在伊迪斯看来，杰文斯有很多局限性，现在比较受批评的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极少深入探讨失业问题，根源在于他看待经济学的角度和前辈完全不同。

李嘉图、穆勒都是从工人、资本家这些阶层出发，关心财富如何分配、劳工何以困顿。

但杰文斯把一切经济活动简化为每个人对得失的权衡，不再着眼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相信只要薪资能够自由调整，找不到工作只会是短暂现象。

他一心想要证明价值来自人的主观需求，首要目标是解释物价波动，大规模失业、长期贫困这类宏大社会难题，不在他理论的核心范围内。

他虽留意过周期性商业萧条，甚至试图用气候收成解释危机，却不曾意识到，市场本身可能长久缺乏需求，让大批劳动者持续失去工作。

他的理论大厦里，没有为“失业”留下一个真正的位置，回避了时代最迫切的劳工苦难。

这种理论上的盲区，并非杰文斯一人之失，而是整个边际革命学派在追求“科学化”过程中付出的代价。

他们追求用数学公式、心理法则来包装经济学，让它看上去像物理学一样精确、客观。

可这种“科学”的代价，恰恰是把那些无法量化、无法纳入方程的社会苦难，悄悄排除在了视野之外。

当然，经济学实际上也离不开数学分析。

不过杰文斯在UCL的处境，远比表面上的学术分歧要复杂得多。

这时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英国所有大学经济学的必修教材，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注定要被这些学生拿来与穆勒反复比较。

“我希望你们在接下来的课程中，要学会一件事，”杰文斯教授从讲台上拿起一截粉笔。

“经济学不是一门只靠文字推演就能得出结论的学问。它需要数学。如果你试图理解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而不去看数据、不去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那你得到的只是故事，而不是解释。”

教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伊迪斯注意到前排几个男生互相交换了一个不以为然的眼神——其中一个她认识，叫乔治·哈灵顿，去年跟她上过同一门课。

“教授，”哈灵顿果然举起了手，“您是认为李嘉图和穆勒的理论过时了吗？”

杰文斯看了他一眼，“你的问题很好，但我不认为任何理论会‘过时’。我只是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无法解释现实——比如，为什么钻石比水贵而水比钻石有用——那么它就需要被修正。”

“这是钻石与水的悖论，亚当·斯密当年困惑于此，而李嘉图和穆勒的劳动价值论也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图表，横轴标着“数量”，纵轴标着“效用”，然后用粉笔点出两条逐渐下降的曲线。

“边际效用递减，”他说，“你拥有越多的某样东西，你从额外一单位中获得的满足就越少。所以，水是生存必需品——但你在沙漠里拥有的第一杯水的价值，远高于你在伦敦自家厨房里打开水龙头时流出的第一百加仑水的价值。定价不是由‘整体效用’决定的，而是由‘最后一单位’决定的。”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有人开始低声议论，有人在笔记本上画着同样的曲线图，有人仍然皱着眉，显然是无法在短时间里放下穆勒的框架。

伊迪斯则认真做完了笔记。

课程过半时，杰文斯目光扫过整个安静的教室，低沉清晰的嗓音落遍每一个角落。

“我想跟你们讨论一个具体的案例。1873年的经济萧条——这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理论，这是刚刚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希望你们仔细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果用穆勒和用我的框架分别去解释它，会得出什么不同的结论？”

他微微前倾身体，加重了语气。

“1873年，英国经历了自1847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铁路股暴跌，银行倒闭，工厂大规模裁员。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杰文斯心底藏着早已固化的预设：失业只是市场短期失衡，只要薪资、物价自由调整，失衡便会自行消解；贫困多源于人口压力与个人选择，绝非价格机制本身存在缺陷。

现在他提出他一般不研究的宏观问题只是为了打破学生的固有思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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