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去信
班纳特先生轻轻笑了一下。
“那你怎么办？你的学业谁来教？”
伊迪斯认真地想了想。
“霍顿小姐说得对，我已经不需要常规的家教了。我可以自学——伦敦的书店里有足够多的书，我每一两个月去一次，能买回来的都买回来。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可以写信请教霍顿小姐，或者找其他学者。”
班纳特先生赞赏地点点头。
“爸爸，”她站起来，走到父亲面前。
“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想去伦敦大学读书——您支持我吗？”
这个时代伦敦大学是刚成立没几十年的大学，侧重应用科学和新锐思想，被称为平民大学，虽然跟传统保守、注重培养绅士、精英的老牌大学牛津、剑桥不能相比，但是伊迪斯确实也很想看看这个时代大学是什么样的。
班纳特先生低头看着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虽然还不够完善，虽然社会上的议论还很多——但如果你想去，我不会拦你。”
伊迪斯用力地点了点头。
晚饭的时候，班纳特太太讨论了两位家教离开这件事。
她的语气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
“霍顿小姐和布朗小姐要去伦敦，”班纳特太太一边切着盘子里的烤肉一边说，“说是要搞什么女性教育运动，让大学也收女孩子。布朗小姐跟我辞行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那个姑娘以前多温顺啊，现在说起话来跟霍顿小姐一样，一条一条的，比柯林斯先生还能说。”
“妈妈，”伊丽莎白插了一句，“您不是一直觉得布朗小姐太温顺了吗？现在她有自己的主见了，您又不满意。”
“我不是不满意，”班纳特太太放下刀叉，叹了口气，“我是……舍不得。她们在这个家待了七八年，我看着她们从陌生人变成……变成家里的一部分。现在她们要走，我心里空落落的。”
简伸出手，轻轻握了握母亲的手。
莉迪亚倒是很高兴：“那是不是以后就没有人管我每天读书了？”
“你想得美，”班纳特先生慢悠悠地说，“新的家教已经在路上了。而且我跟你妈妈说好了，这次请一位更严格的。”
莉迪亚的脸垮了。
凯瑟琳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了笑。
伊迪斯放下刀叉，轻声说：“妈妈，我想给霍顿小姐和布朗小姐准备一份告别礼物，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帮我寄一下。”
班纳特太太看着小女儿笑了。
“行，”她说，“你做什么都行。”
那天晚上，伊迪斯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书桌前，铺开信纸。
她没有写日记，而是开始写一封长信——写给霍顿小姐。
“亲爱的霍顿小姐：
我今天回到家，看到了您的辞职信。
说实话，我不意外。
我知道，朗伯恩这个小花园，困不住您。
您教了我七年多。
您教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女人不能上大学？为什么女人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为什么女人必须结婚才能被社会承认？为什么一个女人的价值要用她丈夫的年收入来衡量？
质疑这个世界也没有错。
错的是那些不肯改变的人，不是我们。
听说您要去为千千万万个‘我们’争取权利。
我为您感到骄傲，也为曾经是您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霍顿小姐，我这些天一直在想——您到了伦敦之后，打算怎么做呢？
我想了很久，有些想法，也许不成熟，但我还是想写下来给您看看。”
伊迪斯停笔，想了想接下来的内容。
她前世在大学里读过女权运动相关的历史，知道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女性争取权利的各种策略。
有些是成功的，有些是走了弯路的。
她不可能把一百多年后的理论直接搬过来，但有些核心的、普适的经验——关于组织、宣传、联合、策略——是可以适用的。
她继续写道。
“第一，关于说话的方式。
我读了一些书，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一件事，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来，人们接受的程度完全不同。
如果您直接说女性应该和男性平等，很多人会皱眉头，觉得您在挑战上帝的旨意、颠覆社会的根基。但如果您换一种说法——女性的智慧和能力是这个国家一半的财富，如果把这笔财富浪费掉，英国就输给了法国，也许那些反对的人就会想一想。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办法。
我不直接写你要相信科学，我写一个故事，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您要做的事情，本质上也是在讲故事——讲一个关于公平、关于进步、关于英国未来的故事。把道理藏在故事里，比直接喊口号更容易让人接受。”
伊迪斯在这里停了一下，想起了前世学到的“框架理论”。
十九世纪的英国，直接挑战父权制是不现实的，但把女性教育问题包装成“国家竞争力”“文明进步”“社会效率”等议题，就能争取到更多的中间派。
“第二，关于‘谁来说’。
您和布朗小姐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但恕我直言——在这个社会里，女性为自己说话总是容易被攻击为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们能争取到一些男性学者、议员、甚至贵族夫人的支持，让他们替你们说话，效果可能会好很多。
我听说伦敦有些男性学者本身就在推动教育改革——比如那些支持科学教育、反对古典教育僵化的人。
他们的目标和您不完全一致，但在大学应该改革这一点上是重合的。
您可以先和他们合作，再慢慢把向女性开放这个议题加进去。
找到盟友，哪怕是不完美的盟友，比孤军奋战要好。”
这一点来自前世的社会运动经验——任何变革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找到“共同利益点”而不是只谈“性别”和“道义”。
“第三，关于‘第一步’。
伦敦大学是1836年才成立的，今年针对女性学生招生只有几间房子，十几个学生。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笑话。但我觉得，这就是‘第一步’。
您不需要一步到位让整个英国大学都对女性开放。
您只需要让每个‘第一步’活下去、长大、证明自己。
等培养出第一批女毕业生——她们当中有人的成绩超过男生，有人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有人成为教师、医生、作家——那时候，反对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弱。
所以，与其把精力花在跟那些顽固的老教授吵架上，不如把精力花在第一批学生的培养上。让事实说话。”
“第四，关于报纸。
我最近跟莫里斯先生他们打交道，发现报纸的力量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一件事情，如果报纸上天天骂，大家就会觉得它不好；如果报纸上天天夸，大家就会觉得它好。
您到了伦敦之后，一定要跟那些愿意报道女性教育的记者保持联系。
尽量别让他们单纯替您宣传，而是给他们提供好故事——比如某个女学生克服重重困难考上大学的故事，比如某个女人在某个领域做出成绩的故事。读者喜欢看故事，报纸需要卖报纸，您需要公众支持，各取所需。”
“第五，关于钱。
说了这么多高尚的事情，最后说一个俗的——钱。
没有钱，什么都做不了。
培养女学生的奖学金需要钱，组织活动需要钱，租场地需要钱。
我听说伦敦有一些女性慈善家一直在资助各种女性事业。
还有那些对女性同情的有一定资产的人。
如果能让她们相信女性教育是一项值得投资的事业——就像投资铁路、投资工厂一样——她们会愿意出钱的。
不要觉得谈钱不体面。没有钱，理想就只是理想。”
伊迪斯写完这一段，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一下。
她现在的脑子里全是投资回报率——连写这种信都不自觉地带上了“投资者”的口吻。
她想了想，觉得差不多了。
不能写太多，写太多就不像一个未成年女孩的信了。
但也不能写太少，写太少就浪费了这次表达的机会。
她继续写道：
“第六，关于你们自己。
最后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霍顿小姐，您和布朗小姐都是终身未婚的女性。在这个社会里，不结婚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很多人会因此攻击你们——说你们没有家庭、不懂感情，说你们因为自己嫁不出去才要搞这些歪门邪道。
这些话很伤人。
但我想告诉您：不要在意。
您的价值不取决于您是否结婚，而取决于您做了什么、改变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在您要去帮助更多的人了。
我相信，很多年后，那些因为您而能够走进大学校门的女孩们，会感谢您。
而您会不会因为不结婚而被街坊邻居议论——到那个时候，没有人会在意。
因为您做的事情，比结婚这件事情意义大得多。
您永远的学生，伊迪斯·班纳特”
伊迪斯写完最后一个字，把信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她犹豫了一下，没有加上“这是我的一点浅见”之类的客套话。
霍顿小姐了解她，知道她不是一个喜欢客套的人。
这封信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她真心实意想说的。
至于霍顿小姐能听进去多少——那是霍顿小姐的事了。
然后她又给布朗小姐写了差不多意思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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