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未有之大变局
乾隆坐在养心殿里，漫不经心的看完了这段天幕的讲述，然后他发出了一声嗤笑。
这一声笑，满殿的文武听见了，但没人敢抬起头来。
乾隆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志得意满的笑，扫视了一圈底下的臣子。
“朕还以为他们推翻了我大清以后，建了个什么样的太平盛世呢？”
他止不住笑意，笑声在养心殿里回荡了好几秒才收住。
“这就是他们说的人人平等？这就是他们追求的新世界？哈哈。”
“看到了吗？没有皇帝，没有君臣之礼，没有三纲五常，人就会变成野兽，富人可以把穷人逼死，妻子可以背叛丈夫，儿子可以忤逆父亲。”
他的语气带着嘲讽。
“没有了朕这样的圣君在上面压着，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岂不是要把穷人吃得骨头都不剩？
“周朴园不会比朕更仁慈，鲁四老爷不会比朕更体恤穷人，他们比朕更狠，朕好歹还想着江山社稷，他们只想着自己客厅里那点规矩。”
他走到和珅面前，拍了拍和珅的肩膀：“和珅，你说，祥林嫂若是生在乾隆盛世，会怎样？”
和珅立刻躬身答道：“回皇上，本朝定例，寡妇守节二十年以上者，地方官核实上报，朝廷给银建坊旌表，若族中无力赡养，地方上亦有养济院、清节堂收恤，祥林嫂若在本朝，断不会冻死在街头。”
“说得好。”乾隆满意地点了点头，转回去面对天幕，语气愈发笃定，“这天幕着实可笑，明明是他们推翻我大清朝，曲解了纲常，才惹出这么多祸端。
这叫什么？这叫有了皇帝，礼教是仁政，没了皇帝，礼教是吃人。”
他转身走回龙椅，坐下之前又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
“孔乙己若是在大清，他好歹有口饭吃，考个功名，谁敢打断他的腿？祥林嫂若是生在大清，朕一道旨意下去，族里敢不养她？周朴园侍萍若是生在大清，奴才就是奴才，主子就是主子，乱了规矩自有家法处置，何至于闹到满门死绝？他们后人推翻了皇帝，说要自由，说要平等，结果呢？自由到饿死，平等到被碾死，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坐回龙椅，端起茶盏，悠然自得地呷了一口。
太极殿里，李世民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
“之前天幕说后世没有皇帝，朕一直在想，他们靠什么来维持天下。”他把目光从天幕的方向收回来，落在阶下的大臣身上，“现在看来，他们根本没有维持住。”
“周朴园，朕见过他。”
魏征和房玄龄同时抬头。
“不是在戏里。”李世民坐直了身体，目光扫过阶下的大臣，“在朕的州县里，那些告老还乡的致仕官员，那些在地方上盘踞了三四代的大族，那些关起门来就是土皇帝的乡绅。”
没有人敢接话。
他看着阶下的几个重臣，一字一顿地说出了那个问题：“后世的民国，遍地都是周朴园、鲁四老爷，那些地方豪绅、那些私设刑堂的族长、那些把佃农当牛马的大户。
朕的诏书从太极殿发出去，到州、到县，再往下就难了。
乡里的税他们收，村里的纠纷他们断，祠堂里的规矩他们定。
朕用的是他们，防的也是他们，他们是朕的帮手，也是朕的对手。”
（跟皇权不下县有点类似，但在唐朝皇权是试图下县的，只是很难。
“皇权不下县”是一个近现代学术概念，主要用来描述明清时期的基层治理模式，核心含义是：国家正式的行政机构只设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靠士绅、宗族、保甲等非正式力量来维持秩序，但这个模型在明清最为成熟，在唐朝情况有所不同。
唐朝的基层制度是乡里制，县以下设乡，乡有乡正，里有里正，里正负责户籍、赋税、治安等，属于半官方性质，北魏到唐前期的均田制、租庸调制，国家力量对基层的控制比明清要深入。
这个管理变化有很多原因，人口差异，土地变革等等。）
李世民停下来，端起案上已经凉透的茶，抿了一口。
“民国推翻了皇帝，但没推翻这些人，他们还在，有钱的还在，有地的还在，皇帝走了，他们就成了最大的主子，这就是民国。”
他站起来，负手走到殿中。
“没有了皇权的绝对威仪，地方上的地主、豪绅，就会像脱缰的野马，朝廷管不了他们，律法制裁不了他们，因为他们可以用钱买通一切，周朴园不过是一个煤矿的东家，他就能在自家客厅里当土皇帝。”
他转过身，看着房玄龄。
“玄龄，你说，是周朴园这样的人多，还是侍萍这样的人多？”
房玄龄沉默了片刻，“周朴园是少数，侍萍是多数。”
“这就对了。”李世民走回御案前，没有坐下，一只手撑着案面，身体微微前倾，“少数人压在多数人头上，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事，区别在于，在朕这个时代，压在最上面的还有朕，朕要纳谏，要克制，要为江山社稷负责，但在他们那个时代，压在上面的是无数个周朴园，每一个都不会纳谏，每一个都不会克制，每一个都只为自己负责。”
他的语气不是乾隆那种得意，而是一种深切的遗憾。
他遗憾的不是帝制被推翻，而是推翻之后，那些如狼似虎的地方势力没有被任何力量制衡，一个大皇帝换成了无数个小皇帝，在他看来，这不是进步。
他走回御案前，重新坐下，拿起朱笔。
就在此时，魏征忽然开口了。
“陛下，臣方才一直在翻之前的记录，臣记得天幕讲过一篇《喜看稻菽千重浪》，一个叫袁隆平的人在田里研究出了杂交水稻。”魏征抬起头，“这位先生第一次研究出高产量的水稻，时间是在1974年。”
殿里骤然安静下来。
李世民的手停在半空，朱笔悬在纸上方，没有落下。
他缓缓放下笔，从案角翻出那卷已经放了几个月的记录，展开，那是天幕讲粮食产量时他让人记下的，水稻最后亩产一千多公斤，他当时反复确认了好几遍，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把两卷竹简并排放在御案上，仔仔细细的对比着。
左边是《雷雨》，1933年，一口残酷的井，里面的人怎样呼号也难逃黑暗。
右边是《喜看稻菽千重浪》，1974年开始，一个在水田里弯腰找稻穗的人，让几亿人吃饱了饭。
“从遍地周朴园，到出了一个袁隆平。”李世民的声音带着疑惑和兴奋，“从一个把人往死里逼的旧中国，到一个能让年轻人在水田里搞科研的新中国。
这中间，定是发生了一场彻底的变革。”
他站起来，在殿中踱步。
“沈夫子说，六十年代的中国并不富裕，甚至吃不饱饭，但一个吃不饱饭的国家，拿钱给一个读书人去研究怎么让稻子多打粮食，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琢磨。”
房玄龄轻声接道：“陛下的意思是，在那个时代，底层的人，不再是井底的人了？”
“不是不再是。”李世民摇了摇头，“是有人把他们从井底拉出来了，至少，有人开始拉他们了。”
他重新坐下，目光在三卷记录之间来回扫过。
“《祝福》和《孔乙己》是清末民初，旧秩序还没塌完，底层的人被两头挤压。
《雷雨》是1933年，旧秩序在塌，但塌得太慢，周朴园还坐在客厅里，井还在。
《喜看稻菽千重浪》是1974年，一个在田里搞科研的人被当成了国家功臣。”
他抬起头，目光越过殿门，望向远处。
“1933年到1974年，这短短四十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朕隐约觉得，鲁大海没有真的消失在黑暗里。
他走出周公馆之后，一定去了某个地方，遇到了某群人，做了某些事。”
李世民看向天幕，天幕上的画面还在继续，沈默言正在给学生讲解习题。
“而且你们看，沈夫子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底下坐着的学生，是吃饱了饭的。
他们讨论《雷雨》的时候，没有人担心下一顿在哪。
他们关心的不是怎么活下去，而是怎么活得更像一个人。”
他转向几位重臣，目光深沉。
“从一个遍地祥林嫂、遍地孔乙己的旧中国，到一个学生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讨论《雷雨》的新中国，不到一百年。”
他重新拿起朱笔，但没有落下。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朕不知道，但一定有一条路，那条路不是朕走的路，不是周朴园走的路，而是一条把井底的人拉上来的路。
朕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但至少知道了一件事……”
他落笔，笔锋如刀。
“祥林嫂和孔乙己的那个时代，并不是永恒的铁屋子，它被打破了，有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把它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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