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程度89
国庆前，《大国崛起》正式出版，首印数只有5000册。
九十年代初期，学术类著作的首印数普遍偏低。
5000册，在上海三联书店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里，算是中等偏下的印数。
编辑部对这本书的预期是“学术圈内消化”，没指望它能上畅销书榜。
编辑在寄样书的时候，附了一封信，说“书印出来了，你先看看，有什么需要修订的，下一版再说”。
出版社寄来了样书，精装，深蓝色封面，烫金书名，庄重得有点老气。
封面正中是九个国家的名字，排成三行；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
书名下面是副标题：
制度、经济与法律的千年博弈
再下面是作者名：程度
程度拆开包裹，拿出两本，一本给钟小艾，一本自己留着。
钟小艾把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封面、扉页、目录、后记，每一页都看了。
“老公，你的名字印在上面了。”
程度凑过去看了一眼。
封面内侧的勒口上，印着作者简介：
“程度，1974年生，汉东大学经济系1992级本科生。主要研究领域：制度经济学、比较经济史。”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本书由周德明、刘玉琴、高育良指导完成。”
程度合上书，放在桌上。
钟小艾看着他，等他的反应。
程度只是点了点头，说“挺好”。
钟小艾说：“就这？”
程度说：“就这。”
钟小艾说：“你不激动？”
程度说：“一本学术专著，印出来了，有什么好激动的？”
“我就喜欢你每天这副宠辱不惊的样子。”
————
两周后，《大国崛起》爆了。
最先是在学术圈。
上海三联书店把这书送了几十本给国内的经济学、历史学、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编辑部原本的想法是，请几位学者写写书评，在专业期刊上发一发，维持一下“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学术存在感。
结果书评还没发出来，争论先起来了。
最早一批读完《大国崛起》的学者，分成两派。
一派说“角度新”，一派说“立场偏”。
《经济研究》上，一位老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制度决定论”的边界》的文章。
他在文章里说：“程度这本书，把九个大国的兴衰全部归结为‘制度、经济、法律三者是否匹配’，这个框架过于简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崛起，首先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胜利，是个人主义精神的胜利。制度是果，不是因。程度把因果颠倒了。”
《历史研究》上，一位研究员写了一篇《为什么是西班牙，而不是中国》。
他说：“程度写葡萄牙、西班牙的崛起与衰落，写得很细，但他漏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同样的航海技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没有催生殖民帝国，而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做到了？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这是‘文明’的问题。程度用‘制度’这把尺子量一切，量不出文明的深度。”
《法学研究》上，一位法学家写了一篇《“法律预期”不是法律的本质》。
他说：“程度在《大国崛起》中，把法律的功能归结为‘提供预期’。这是经济学的立场，不是法学的立场。法律的本质是正义。预期只是正义的副产品。”
《世界经济》上，一位研究员写了一篇《“制度”能解释一切吗》。
他说：“程度这本书，最大的问题是把‘制度’当成了万能钥匙。葡萄牙有航海特许制，西班牙有殖民总督制，荷兰有东印度公司，英国有议会主权，法国有拿破仑法典，德国有社会立法，日本有明治维新，俄国有苏维埃，美国有联邦制。制度各不相同，但都被程度塞进了同一个框架。这是削足适履。”
多数书评都是批评的。
这些批评的背后，不完全是学术分歧。
很多老教授心里，美国就是灯塔，就是圣地，是信仰。
美国不是因为“制度、经济、法律三者匹配”才崛起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象征。
程度的书把美国拉下神坛，用“制度、经济、法律”三个冰冷的框架去解剖它，这些老教授接受不了。
当然也有赞成的。
《读书》杂志上，一位年轻学者写了一篇《从“事件史”到“结构史”》。
他说：“程度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给出了多少新史料，而在于它提供了新视角。过去我们讲大国崛起，讲的是航海、贸易、战争。程度讲的是制度、经济、法律。这是一种‘结构史’的写法，比‘事件史’更深一层。”
《南方周末》的《芳草地》副刊，用整整一版的篇幅摘录了《大国崛起》的导论，并配发了一篇编者按：“程度是《芳草地》的老作者。他的《洪武之后》还在连载，现在他又推出了《大国崛起》。一个22岁的年轻人，完成了两本份量极重的著作。这两本书放在一起，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这个人既懂中国，也懂世界。”
各个官媒的报纸都在刊登各专家、学者、教授的文章，在全国刮起了《大国崛起》的讨论热潮。
《光明日报》发了《经济日报》的评论，题为《一本书引发的“制度之辩”》。
《人民日报》理论版发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从历史中寻找制度的逻辑》。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用两个整版做了一期专题：“一个20岁大学生的九国研究”。
(https://www.lewenn.com/lw71010/460469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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