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1章 教工委教育宣传专题会议

正月初八，给宣传部与教工委开了个联合会议后。

初九，江临舟来到教工委，计划就教育工作方面，单独开一个专题会议。

教工委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这间会议室比宣传部那间略小，长桌两侧各摆了十把椅子。

今天开会的人没那么多，靠墙的位置就没有了那一排折叠椅。

方铭提前到了，在桌边摆放材料，见江临舟进来，站直了身子。

“书记，教育厅的同志已经到了，在隔壁休息室。”

江临舟在主位坐下，翻开笔记本。

“那就，请他们进来吧。”

教育厅来了三个人：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分管教材和教研的二级巡视员，以及基础教育处的一位处长。

三个人在长桌右侧坐下，与教工委的人员相对。

江临舟没有寒暄，直接开口。

“各位同志，今天这个会，主题就是教育宣传和教材建设。”

停顿了一下，江临舟的目光，扫过在座所有人。

“年前我在各地州调研，走了学校，跟留校的学生聊过，也看过一些基层教学点的情况。

有一个感受，一直在心里放不下。”

江临舟翻开笔记本，但目光没有落在纸面上。

“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一直在讲。

但它的重要性，到底体现在哪里？我思考了很久。

教育，是两个层面的事。

第一，塑造价值观。

第二，传授文化知识。

这两件事，一件是方向，一件是基础。

方向错了，基础再好，培养出来的人可能走向反面。

方向对了，基础不牢，培养出来的人也无法承担重任。”

停顿了一下，江临舟的语气，刻意放慢了一些。

“但今天我要重点说的是，第三件事。

文化知识传授的过程，有一个特点：潜移默化。

学生每天翻开课本，看到的内容，看到的配图，看到的名人事例，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入他们的认知。

这个过程太自然了，自然到我们很多时候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正因为自然，才更需要警惕。”

江临舟把笔记本，往前翻了一页。

“什么是不可见的精神毒药？

举个例子。

一段教材里的文字，表面上看是介绍外国历史。

但仔细读进去，你发现它的表述方式让外国的制度、外国的人物、外国的事件显得天然优越。

从而让本国的历史、本国的先贤、本国的成就显得模糊、平淡、甚至需要质疑。

这种毒药，不靠一句口号来传播，它藏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

说到这里，江临舟看向教育厅的三位同志。

“教育厅在教材审核上，有没有发现过类似的问题？”

分管基础教育的副厅长，秦烈听到江临舟提问，停顿了一下，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斟酌了一下措辞。

“江书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我们在近几年的教材审核中，发现过几类情况。

一类是插图问题，个别教材的配图风格，人物形象明显不符合华国学生的审美习惯。

服装、表情、姿态，有些与教材内容并不匹配。

还有个别插图，把华国孩子画得表情呆滞、形象刻板，而外国孩子则画得生动活泼。

这种对比，在学生长期的阅读中，会形成某种不易察觉的暗示。”

秦烈停顿了一下。

“第二类，是名人事例的选择问题。

部分教材在介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时，外国名人的比例过高，本国先贤的事例偏少。

在一些单元中，外国人物的事例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而本国历史中的杰出人物只有一两个作为点缀。

第三类，是历史叙事的问题。

个别教材在描述中国历史时，措辞偏于质疑和批判。

而在描述外国历史时，措辞偏于肯定和赞美，存在一定的选择性叙事。”

江临舟听完，没有立刻回应，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刚才说的三类问题，插图、事例选择、历史叙事。

这归根结底是一件事：我们的教材在讲什么人的故事，以什么方式讲。

教材的名人事例，中华有几千年的历史长度，当以华夏为先，以史料为先。

这不是排外，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

我们有屈原、有司马迁、有李白杜甫、有李时珍宋应星、有詹天佑冯如。

这些人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

他们的故事，应该在教材中占主导。”

说到这里，江临舟再次停顿，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

“同时，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的先贤应当在教材中流芳万古，不是一句空话。

如果教材中对本国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以‘局限性’‘封建思想’为标签。

而对外国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以‘先进’‘伟大’‘开创性’为定论。

那这种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

它否定的是我们的历史根基。”

方铭一直在记录，这时抬起头。

“书记，教工委这边年前在做一项工作，是高校思政课教材的案例更新。

您刚才讲的问题，主要针对的是基础教育阶段，但高校同样存在。

高校思政课教材中，也有个别案例的选择不够均衡，外国理论和实践案例的比重偏高，华国实践和华国理论的案例偏少。”

江临舟看向方铭。

“高校的情况，你们先摸清底数，做一个专项统计。

基础教育这边，教育厅有没有具体的审核流程？”

秦烈思考了一下，这时接话了。

“教材审核，目前是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牵头，组建了一个由教研员、一线教师、高校专家组成的审核专家组。

但专家组的构成，主要以学科背景为主，对意识形态把关的能力参差不齐。

审核标准也不够统一，不同专家对同一幅插图、同一段文字的判断，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江临舟把茶杯放下，身体微微前倾。

“那就要先把标准建起来。

我建议，教育厅牵头，教工委配合，在开学前完成三件事。

第一，对现有教材进行一次专项排查。

重点检查插图风格、名人事例的比例、历史叙事的措辞。

第二，建立一个明确的审核标准。

什么类型的插图不能用，什么类型的事例必须增加，什么类型的措辞必须修改，要形成白纸黑字的规范。

第三，调整审核专家组的构成。

除了学科专家，必须有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有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有民族教育方面的专家。

审核意见，必须要有明确的判断，不能模棱两可。”

这时，教育厅的二级巡视员，负责教材和教研工作的周巡视员，这个时候开口了。

“书记，有一个现实困难。

全省中小学使用的教材，有国家统编教材，也有地方课程教材。

国家统编教材是教育部审核的，地方课程教材是我们自己审核的。

排查工作，应该以地方课程教材为主，还是也包括统编教材的使用情况？”

江临舟，想了想。

“统编教材的正文内容，我们无权改动。

但统编教材的配套教辅、地方补充读本、校本课程材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把关的。

另外，统编教材在使用过程中，教师的讲解方式、教研员的指导方向，同样会影响学生。

所以排查的范围，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地方教材、教辅材料、教学指导。

这三层都要过一遍。

同时，对于统编教材，我们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针对统编教材，如果有不妥的地方，教工委要整理相关问题，及时向上反应。”

周巡视员点头，在本子上记下江临舟的吩咐。

方铭这个时候，提出补充。

“书记，教工委可以承担的是意识形态把关和案例更新的指导。

我们可以在专家组中增加党史和民族教育的专家，同时负责审读地方教材中涉及民族团结和历史叙事的章节。”

江临舟点了点头，看向教育厅的秦烈。

“时间节点，你们排一下。

开学前完成排查和标准制定，能不能做到？”

秦烈与周巡视员低声交换了几句，然后回答。

“地方课程教材数量不多，教辅材料比较多。

如果集中在开学前完成，需要从各市县抽调教研力量。

我们尽量在正月十五之前拿出排查方案，开学后两周内完成第一轮排查。”

“好。排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能拖。

该改的马上改，该停的马上停。

如果有拿不准的，报教工委，方铭同志组织专家研判。”

江临舟说完，将笔记本合上，但没有结束会议。

“还有一件事，关于德育和美育。

刚才讲的都是防范性的措施，但防范只是底线。

更重要的是正面建设。教材中应当宣扬团结、奋斗的精神，树立正确的德育美育观念。

我建议在地方课程教材中，专门增加一个板块，围绕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精选一批既有历史厚度、又有现实感染力的案例。

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当代人物。

可以是汉族的故事，也可以是少数民族的故事。

关键是让学生看到，在这片土地上，不同民族的人共同书写了国家的历史。”

方铭听到江临舟的方向，接过话，提出操作方式。

“这方面，教工委可以牵头，联合教育厅和民委，在春季学期启动地方德育读本的编修工作。

初步考虑，先把框架搭出来，秋季学期能在部分学校试点。”

“可以。”江临舟确认了方铭的安排。

会议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散会时，教育厅的三位同志先离开。

方铭留在最后，等其他人走后，走到江临舟身边。

“书记，今天会上讲的那些，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教材审核标准，我们建起来之后，谁来监督执行？

如果标准只停留在文件上，各市县在执行中打折扣，我们不一定能及时发现。”

江临舟靠在椅背上，看了方铭一眼。

“你说得对。

标准建起来之后，要有一条反馈渠道。

让一线教师有地方反映问题，让学生家长有渠道提出意见。

同时，教工委和教育厅的联合工作组，每个学期要抽查几个县，直接去学校看教材、看教辅、看校本材料。

不打招呼，不提前通知。”

方铭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每学期抽查”。

“另外，还有一件事。”

江临舟见方铭正在认真记录，补充道。

“今天会上讨论的是教材，但教材只是载体。

真正要塑造学生的价值观，教师的引导方式同样重要。

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教师培训中，把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融入进去。

这件事不急在开学前完成，但今年要启动。”

方铭应了一声，没有再追问。

江临舟站起身，拿起笔记本，走出会议室。

走廊尽头的窗户外，省委大院的树梢上还挂着几盏残存的灯笼。

春节的气息正在淡去，新一年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江临舟回到办公室后，在笔记本上记下会议要点。

“教材审核三件事：排查、标准、专家组。

德育美育正面建设：地方读本编修，秋季试点。

后续监督：每学期抽查，教师培训融入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

写完这些，江临舟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

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比他预想的更为复杂。

教材的问题只是表面，更深层的是整个教育体系在价值观塑造上的系统性建设。

这不是一次会议能解决的，需要持续投入。

从今天开始，教工委和教育厅的工作机制已经启动，后续的排查、标准、教材编修、教师培训，都将在这个机制下逐步推进。

江临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陈卫疆的号码。

“卫疆同志，今天教工委这边开了一个会，关于教材和德育建设。

你安排宣传处的同志跟进一下，教工委的排查结果出来之后，宣传部要配合做后续的宣传引导工作。”

电话那头，陈卫疆应了一声。

“好的，部长。我让钱程同志跟教工委那边对接。”

挂断电话，江临舟翻开台历，在正月十五的日期上画了一个圈。

那是教育厅提交排查方案的时间节点，也是春节假期正式结束的日子。

从那天开始，戈壁省教育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将进入实质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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