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2章 写什么

那个“安”字，穆淮安到底没说出来。

他只是把依萍的手握住了。掌心是热的，手指却是凉的。依萍由他握着，没抽开，也没回握。两个人就那么站着，像两根被风吹歪的树，靠着彼此才没倒下去。

那天晚上，依萍没再问如萍的事。

她把那张纸条叠好，放回穆淮安手里。穆淮安愣了一下，她说：“你收着。我看了，知道了，就够了。你收着。”

穆淮安看着她，把纸条揣回怀里。

“你不想知道更多？”

依萍摇头。

“知道多了，我就睡不着了。”

她顿了顿。

“我现在还不能睡不着。明天还要上课。”

穆淮安没再说什么。

那天夜里，依萍躺在床上，听着穆淮安的呼吸声。他睡着了，睡得很沉，像是累极了。呼吸声粗重，偶尔翻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什么，听不清。

依萍睁着眼，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旁边裂开的，弯弯曲曲地延伸到墙角。她以前没注意过这道缝。现在她盯着它，觉得它像一条河。从这头到那头，把天花板分成两半。

她在这一半。

如萍在那一半。

河上没有桥。

第二天一早，依萍照常去上课。

走到巷口的时候，她看见墙上又多了几条标语。红油漆写的，比上个月的更大，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赶工刷上去的。她没有细看，低着头走过去。

街上的人比往常少。卖油条的老王头还在，可炉子只烧了半边，油锅里的油也不多，炸出来的油条瘪瘪的，像是没吃饱饭。依萍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寡淡得很。

“王伯伯，怎么今天油条不一样？”

老王头看了她一眼，压低声音：“油不好买了。说是要打仗，东西都紧着往北边运。”

依萍的手顿了一下。

“往北边运？”

“嗯。”老王头擦擦手，“火车一车一车地拉。也不知道拉到哪里去。”

依萍没再问。她把油条吃完，擦擦手，往学校走。

走到半路，她忽然停住了。

学校门口停着一辆军车。

绿色的，车身上蒙着帆布，看不清里面装什么。两个穿军装的人站在校门口，和校长说话。校长的脸色不太好看，一直在点头，像鸡啄米。

依萍站在马路对面，看着。

军车开走了。校长转过身，看见她，冲她招招手。

“陆老师，你来一下。”

依萍走过去。

“什么事，校长？”

校长搓搓手，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像是在组织语言。

“陆老师，上面有通知。学校要……腾一部分教室出来。”

“腾出来做什么？”

“说是要设一个……医疗点。前线下来的伤员，要往后方送，上海是个中转站。”

前线。

这个词像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水面。

“已经在打了？”依萍问。

校长看了她一眼，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依萍站在校门口，看着那辆军车消失的方向。

已经在打了。

她一直以为“要打”和“在打”之间，还有一段路。一段很长的路，长到也许走不到头，长到也许走着走着就不打了。

可原来，路已经走完了。

消息是慢慢传开的。

先是报纸上开始用“军事行动”这个词。后来“军事行动”变成了“局部冲突”。再后来，“局部冲突”变成了“战事”。

每天都有新消息。有人说徐州打起来了，有人说济南丢了，有人说长江北岸全是部队，密密麻麻的，像蚂蚁一样。没人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可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

仗，真的打了。

菜市场的菜少了，米店的米贵了，街上的兵多了。晚上有宵禁，过了九点不能出门。巷子口安了路灯，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疼。

依萍每天晚上站在窗前，看着那盏路灯。灯光惨白，照在巷子里的青石板上，石板的缝隙里长着青苔，被灯光一照，绿得发黑。

她想起桂花树。

那棵树在院子里站着，一声不吭。可它知道。它什么都知道。它在等花开，可现在是冬天，离花开还早得很。

十二月初，穆淮安带回一封信。

这次不是书桓的，也不是如萍的。是一个叫“方明”的人写的，信封上写着“烦交穆淮安同志转陆依萍女士”。

依萍看着“同志”两个字，看了很久。

“这个人是谁？”

穆淮安说：“书桓的朋友。如萍那边的人。”

如萍那边的人。

依萍拆开信。

依萍同志——不，依萍姐：

请原谅我这么冒昧地给你写信。我是如萍的战友，我叫方明。书桓同志托我告诉你如萍的情况。

如萍同志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是误会。她在张家口做妇女工作，干得很好。被人举报是因为有人眼红她，说她出身不好。组织上查了两个月，查清楚了。她没事了。

可她瘦了很多。那两个月她不让见人，不让写信，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头发白了好几根。

她说，姐，你别担心。我没事。

她说，姐，等仗打完了，我就回来。回来吃小笼包，加两笼蟹粉的。

她说，姐，你别哭。

依萍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哭。可我自己，写到这里，哭了。

如萍同志是我见过的最坚强的人。她出身那么好，可她能吃苦，能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她晚上给妇女们上课，白天帮老乡干活。她的手磨出了茧子，可她笑着说，这是革命的勋章。

依萍姐，你有一个好妹妹。

方明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

依萍看完信，放在桌上。

她没哭。

她只是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桂花树。

树枝上光秃秃的，可仔细看，能看到枝头上鼓着小小的芽苞。很小，小得几乎看不见。可它们在那里。在冬天的风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它们在那里，鼓着，等着。

“淮安，”依萍说，“我想给如萍寄点东西。”

“什么东西？”

“围巾。天冷了，张家口冷。”

穆淮安犹豫了一下。

“现在寄东西过去，不容易。要经过很多关卡。”

“我知道。”依萍说，“可我想寄。”

她翻箱倒柜，找出一团灰色的毛线。那是去年冬天买的，本来想给自己织一件毛衣，一直没动手。

她开始织。

白天上课，晚上织。坐在堂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一针一针地织。雪姨有时候醒着，坐在旁边看她织，嘴里念叨：“如萍怕冷，从小就怕冷。小时候冬天出门，要穿两件棉袄。她妈说她娇气，可我知道，她就是怕冷。”

依萍不说话，只是织。

她织得很快。手在灯下动来动去，毛线在她指间穿梭，像一条灰色的河。

五天就织好了。

她把围巾叠好，包在一块蓝布里面，用绳子扎紧。在布包外面，她用毛笔写了三个字：张家口。

可她没有张家口的地址。

她去找穆淮安。

“地址呢？”

穆淮安想了想，说：“你写‘察哈尔省张家口市妇女救国会’。就行了。”

“就行了？”

“嗯。有人会转给她。”

依萍看着他。

“你那边的人？”

穆淮安没否认。

依萍把布包递给他。

“寄出去。”

穆淮安接过来。

“还有，”依萍说，“你在布包里放一张纸条。”

“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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