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安全区血泪,炮弹无情落难民营
二月七日,上午九时。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安全区。
拉贝站在院子中间,手里攥着一份刚刚写好的抗议书。他的脸色很差,眼袋很深,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几天没睡。
实际上,他确实几天没睡了——安全区里的难民越来越多,粮食越来越少,日军的炮弹时不时落进来,他每天都在跟日本人吵架,跟自己较劲。
“拉贝先生,南边又落了两颗炮弹。”米尔斯走过来,声音沙哑。
拉贝没有回答。他当然听见了。炮弹落在安全区南侧的围墙外面,炸塌了两间临时搭建的窝棚,碎片飞进了院子里。
一个老太太被弹片划伤了腿,血流了一地。几个学生正在给她包扎,没有绷带,撕了床单当纱布。
“伤亡?”
“死了三个,伤了十几个。”米尔斯顿了顿,“有一个孩子,才五岁。”
拉贝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他转过身,走回办公室,拿起笔,在抗议书上又加了一行字:“二月七日,九时,炮弹落入安全区南侧,炸死平民三人,伤十余人,其中包括一名五岁儿童。”他放下笔,拿起抗议书,走出办公室。
“拉贝,你要去哪儿?”米尔斯拦住他。
“去日军指挥部。抗议。”
“他们不会听的。”
“听不听是他们的事。抗议不抗议,是我的事。”
上午十时,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部。
拉贝站在门口,手里举着国际红十字旗。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国际委员会成员,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英国人。他们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满目疮痍的南京城里显得格格不入。
一个日军参谋走出来,看了拉贝一眼,眼神里带着不耐烦。“拉贝先生,司令官很忙,没有时间见你。”
“那我就在这里等。”拉贝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稳。
参谋皱了皱眉,转身进去了。过了十几分钟,又出来。“司令官给你五分钟。”
松井石根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一杯茶。他抬起头,看了拉贝一眼,没有说话。
拉贝把抗议书放在桌上。“松井司令官,贵军的炮弹落入了安全区。炸死了三个平民,其中包括一个五岁的孩子。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松井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误炸。战场上,炮弹不长眼睛。”
“误炸?”拉贝的声音拔高了,“同一个地方,误炸了三次?上周两次,今天一次。每次都是误炸?”
松井放下茶杯,看着他。“拉贝先生,我敬重你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但这是战争。战争就会有误伤。你无法避免。”
“你可以避免。”拉贝盯着他的眼睛。“只要你下令,你的炮兵就可以不打安全区。这是你能做到的。”
松井沉默了一会儿。“拉贝先生,我的任务是拿下南京。安全区的位置,离总统府太近了。炮弹打偏了,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不要打。”
“不打?不打怎么拿下总统府?”松井的声音冷了下来。“拉贝先生,我已经给了你足够的面子。安全区内的支那人,我可以不动。但你的安全区,不是法外之地。如果支那军人混进去,我的人一定会进去搜。”
拉贝的脸涨红了。“安全区里没有军人。只有老人、女人、孩子。”
“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松井站起来,“拉贝先生,你可以走了。你的抗议书,我收到了。但战争,不会因为你的抗议书而停止。”
中午十二时,安全区。
拉贝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难民。他们蹲在地上,裹着单薄的棉被,眼神里全是恐惧和茫然。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婴儿,婴儿在哭,老太太也在哭。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墙角,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穿军装的男人。她的丈夫,大概在前线,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但她不知道。
“拉贝先生,日本人又来了!”米尔斯跑过来,脸色发白。
拉贝抬起头。安全区的大门外,一队日军士兵正站在那里,端着刺刀,领头的是一个少佐,脸色阴沉。他走到门口,用刺刀指着拉贝。
“拉贝先生,我们怀疑安全区内藏有中国军人。我们要进去搜查。”
拉贝挡在门口。“这里没有中国军人。只有难民。”
“有没有,搜了才知道。”少佐一挥手,士兵们就要往里闯。
“站住!”拉贝的声音很大,震得院子里的难民都抬起了头。“这里是国际安全区。你们无权进入。如果你们强行进入,我会向全世界报告。”
少佐看着他,冷笑了一声。“拉贝先生,你以为你的报告有用?全世界?谁在乎?”
他推开拉贝,走了进去。士兵们跟在后面,用刺刀驱赶难民。老人、女人、孩子被赶到一边,蹲在地上,瑟瑟发抖。
一个年轻女人抱着婴儿,被一个士兵拽起来,婴儿掉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老太太冲过去抱起婴儿,被士兵一脚踹倒,老太太的额头磕在石板上,血流了一脸。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拉贝冲过去,挡在那个老太太面前。“她是平民!她是老人!你们不能这样!”
少佐走过来,一把推开拉贝。“拉贝先生,你再拦着,我就以妨碍公务的罪名逮捕你。”
拉贝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他看着那些士兵在安全区里翻箱倒柜,把难民的行李扔得满地都是,把年轻男人从人群中拖出来,一个个检查。
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被从人群中拖出来,他的腿受了伤,拄着一根木棍。士兵扒开他的衣服,看见他肩上的伤疤——那是被弹片划的,不是枪伤,不是刀伤,是老伤。
“军人!带走!”士兵喊。
“我不是军人!我是学生!我在金陵大学读书!那个伤是上个月被弹片划的,我不是军人!”青年挣扎着,声音里带着哭腔。
没有人听。两个士兵把他架走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从人群中拖出来,他的手上全是老茧——那是干农活磨出来的,不是握枪磨出来的。士兵看了看他的手,又看了看他的脸,一枪托砸在他脸上,鼻梁断了,血喷出来。
“带走!”
“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个种地的!我什么都不知道!”男人捂着鼻子,血从指缝里涌出来。他的妻子冲过来抱住他,被士兵一脚踢开,摔在地上,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往下流。
一个接一个,十七个青年被拖了出来。他们有的在哭,有的在喊,有的沉默不语。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被从人群中拖出来,他浑身发抖,眼泪流了一脸。
“我不是军人……我才十五……我不是军人……”
没有人听。他被带走了。
拉贝站在那里,看着这一切。他的手在发抖,他的嘴唇在发抖,他的整个人都在发抖。他冲上去,拉住那个少佐的袖子。
“他们不是军人!他们是学生、是农民、是孩子!你们不能带走他们!”
少佐甩开他的手。“拉贝先生,你再拦着,连你一起带走。”
拉贝站在那里,看着那些青年被押上卡车。一个母亲追着卡车跑,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卡车越开越快,她追不上了,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没有人回答她。
下午三时,安全区。
拉贝坐在办公室里,面前的桌上摊着日记本。他拿起笔,手还在抖。他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用力。
“二月七日,日军强行闯入安全区,抓走了十七个青年男子。他们说他们是军人。他们不是。他们是学生、是工人、是农民。他们手无寸铁。一个母亲追着卡车跑,摔倒了,爬起来,又摔倒。她没有追上。我不知道她的儿子会被带到哪里去。也许会被杀掉,也许会被活埋,也许会被送到矿场做苦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救不了他们。”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落,他没有擦。
傍晚六时,总统府。
唐生智站在二楼窗前,手里攥着那面旗的旗杆。赵坤站在他身后。
“司令,安全区那边出事了。”赵坤的声音很轻。
唐生智没有回头。“什么事?”
“日军闯进安全区,抓走了十七个青年。说是搜中国军人。拉贝先生抗议了,没用。”
唐生智沉默了很久。他想起拉贝,想起那个德国人,想起他站在安全区门口,举着国际红十字旗的样子。
他想起拉贝说过的话——“唐司令,我会留在这里。我会尽我所能,保护这些人。”他保护了。但他保护不了所有人。唐生智也保护不了。他的兵在总统府死守,他的旗还在飘。
但他保护不了安全区里的那些人。他连自己的兵都快保护不了了。
“赵坤。”
“在。”
“记下来。日本人在安全区抓走了十七个平民。这笔账,以后要算。”
赵坤点了点头。
唐生智抬起头,看着那面旗。
旗在风中飘着,青天白日,弹痕累累。他不知道那十七个青年还能不能活着回来。但他知道,他会记住。
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记住。
晚上八时,安全区。
拉贝站在院子里,望着夜空。星星很少,月亮很暗。远处,总统府的方向,还有零星的枪声。他们还活着。旗还在。
米尔斯走过来,站在他身边。“拉贝,你已经尽力了。”
拉贝摇了摇头。“不够。远远不够。我救不了他们。我站在门口,他们从我面前被带走。我无能为力。”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室,拿起笔,继续写日记。
“二月七日,夜。总统府的枪声还在响。他们还活着。我不知道他们还能撑多久。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我也不能放弃。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安全区,我就不会走。”
二月七日的夜晚,南京城笼罩在一片死寂中。
安全区里,十七个青年被日军抓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拉贝站在院子里,望着总统府的方向。那里还有枪声。
那里还有人。那里还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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