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命运
咸阳宫里，嬴政的身体微微前倾。
他不了解希腊，但他听懂了沈默言最后那句话。
中国文学关心“怎么办”，古希腊文学关心“为什么”。
嬴政重新靠在椅背上，不问为什么，就不会追问到底，不追问到底，有些东西就永远埋在底下。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沈夫子还没讲完，他也没有想透彻。
但他隐约觉得，那个叫曹禺的人，一个中国人，跑到古希腊的悲剧里去借了一把锄头，回来挖中国旧家族的墙角。
他挖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墙角，他挖的是整个“不问为什么”的地基。
教室里安静了片刻，另一个学生举手：“老师，您说古希腊悲剧跟命运有关，那为什么古希腊人那么相信命运？”
沈默言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笔地图。
一道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陆地上画了几座山。
“因为地理环境不止影响国家发展，也影响文学创作。”
她指着地图。
“希腊是什么地方？多山，土地贫瘠，不适合种粮食，但适合种橄榄和葡萄，希腊的农业养不活太多人，所以他们必须出海，贸易、殖民、打仗，爱琴海上散布着上千个岛屿，从一座岛到另一座岛，风向一变就可能船毁人亡。”
“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人，他会怎么想？”
她转过身看着全班。
“他春天播了种，一场暴雨把苗全冲了，他出海打鱼，好好的天突然起了风暴，船翻了，人没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只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控制这一切，他控制不了土地，控制不了海，控制不了天气，
古希腊人相信，在人的头顶上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那就是命运。”
所以古希腊悲剧的源头，是无常的天灾。”
她把粉笔搁下。
“虽然曹禺是用西方的悲剧方式，来写中国的故事，但他不是照搬，他做了融合，他把古希腊那种‘不可解释的命运’，替换成了中国式的‘因果报应’。
周朴园三十年前抛弃侍萍，三十年后他的儿子爱上自己的亲妹妹，这在戏剧结构上是古希腊式的巧合，但在中国的观众看来，这就是报应。”
“所以《雷雨》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你把命运那一套拿走，它可以用因果报应来解释，你把因果报应那一套拿走，它可以用社会批判来解释，你把社会批判那一套拿走，它还能用人性的复杂来解释，它有多层解读空间。”
“而且，你们再想想曹禺，一个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青年作家，为什么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去借结构？
他在《雷雨》的序言里提到，他写《雷雨》，是写天地间的残忍，什么是天地间的残忍？”
她自问自答。
“就是命运本身的无道理可讲。”
她开始擦黑板，把之前画的那些圈和线一块一块地擦掉。
“曹禺生长的年代，是上个世纪的上半叶。
那是什么年代？是一个旧的还没走、新的还没来的夹缝年代。
西方思想大量涌入，沿海通商口岸的租界里，现代文明在洋楼和电灯里落户。
内陆的地主宅院里，仍有人像周朴园一样端着旧规矩，把人的尊严碾成粉末。
两种力量同时存在，互相挤压，它们不是平行线，它们彼此渗透，彼此撕扯，中间的人被碾碎。”
她拿起《雷雨》的课本，翻开第一页，看了一眼上面的注释信息。
“《雷雨》写成于1933年，那一年曹禺二十三岁，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在那个年代，礼教二字仍然是一座大山，压着无数周家、鲁家这样的普通人家，门第之见、父母之命、男女大防，全是不可违逆的天条。
他把他在旧式大家庭里耳闻目睹的东西，被包办婚姻毁掉的女人，被权力压垮的孩子，被当作丑闻掩盖起来的秘密，全部写进了这个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的故事里。”
她放下课本，看着全班。
“现在请你们把旧社会和古希腊做一次联系。
古希腊人面对的是一种叫命运的无常，风暴来了，船毁人亡，全无道理可讲。
曹禺那个时代的人，面对旧社会的秩序，同样是全无道理可讲，和古希腊人面对风暴，是不是同一回事？”
她停了一下，让学生们消化这个问题。
“旧式家庭的家长，就是那场风暴。
他说你疯了，你就是疯了，他说你不规矩，你就不规矩，他把你赶出去，你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
侍萍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做错了什么？她什么都没做错，只是‘不规矩’。
仅仅因为这把悬在头上的刀，不讲证据，不讲逻辑，不讲公道，它甚至不像法律条文那样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它是一种弥漫在空气里的东西，所有人都觉得它理所当然。”
她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
当人为的秩序变成“天理”，它就是另一片无常的海洋。
“在传统礼教秩序中，个人的所有选择，婚姻、职业、信仰，都由家族和纲常预先决定。
这种秩序不允许变量，这些规则不通人情，不体察人性，它要求所有人像棋子一样待在既定的格子里，谁敢越界，谁就被碾碎。”
她忽然停下来，扫了一圈整个教室。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家庭被碾碎的过程，这在当时太常见了，几乎每个县城里都有周家，每个县城里都有侍萍，只不过曹禺把所有的碾碎集中到了二十四小时之内。
现在你们再想想，你们还觉得《雷雨》的情节太凑巧吗？”
“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古希腊的悲剧是天灾，但是旧社会那些规矩礼教，都是人为制造的。”
沈默言赞赏的看着那位同学，“非常好的总结。”
“中国的文化同样受到地理的影响。
中国古代是农耕文明，我们有大片的平原、充沛的雨水，黄河和长江哺育了两岸的农业。
我们不太需要出海，我们靠土地就能活，种下去，浇水，施肥，秋天收。
中国人的安全感，来自脚下这块地，来自稳定的四时更替，来自春种秋收的可预期性。”
“但这份可预期性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你必须被绑在土地上，必须被组织起来，必须遵从一些规律规则，必须服从秩序。”
她在黑板上的中国一侧，写下一个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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